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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信仰研究现状评析—李利安

2008年11月17日 09:25:12 佛学研究网 点击:0

观音信仰是大乘佛教领域最流行的一种信仰形态。这种信仰形态在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与宗教、哲学、艺术、民俗、伦理、文学等文化形态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构成一种厚重而复杂的宗教文化现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既在佛教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对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观音信仰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遗憾的是,从总体上来看,有关观音信仰的研究在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历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随着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涌现,虽然还显零散与薄弱,但也不乏一些深刻的理论剖析和精到的史实考证,为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这里,我们从中国大陆学术界、台港学术界、国外学术界等三个方面,对现有的观音信仰研究进行宏阔性的综述与分析,并对笔者本人在本领域的一些初步研究作简要的汇报。


一、中国大陆的观音信仰研究: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大陆的观音信仰研究是非常薄弱的,有关观音信仰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和史实问题还没有系统疏理和深入研究。不过,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布在观音这一重要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下面我们从横向将这些成果分为8个方面进行考察[①]。

一是从历史学和宗教学的角度分析观音信仰形成与传播的基本线索,涉及观音信仰的形成、演变、传播历史以及地区性观音信仰的形成原因、发展脉络等,还有某种特殊形态的观音信仰、观音形象、观音教义、观音道场的兴起与变化等。如王景林的《观世音的来龙去脉》[②]、徐静波的《观世音菩萨考述》[③]、段友文的《观音信仰成因论》[④]、郑筱筠的《观音信仰原因考》[⑤]、王连胜的《普陀观音道场之形成与观音文化东传》[⑥]、孙丽的《中国人的观音信仰》[⑦]、徐宏图的《谈普陀观音信仰的历史影响》[⑧]、贝逸文的《论普陀山南海观音之形成》[⑨]、《普陀紫竹观音及其东传考略》[⑩]、关兰的《浅析杨柳枝观音的历史起源》[11]、张楠的《云南观音考释》[12]、芮传明的《中原地区女相观音渊源浅探》[13]、王和平的《从档案史料看普陀山道场的兴衰》[14]、华思文的《简论泰国观世音崇拜的兴起》[15]、陈星桥的《观世音菩萨在中国》[16]、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三卷第五章《佛教信仰在民间的流行》[17]、王青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的第四章《观世音信仰与相关神话的起源与发展》[18]、曾其海的《浅谈天台宗对观音信仰的推动》[19]等。这些研究尽管涉及的具体时空有所不同,所探讨问题的角度也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以观音为考察对象,而且均围绕历史的演进来展开说明,有的虽以横向的方式进行论述,但观音信仰历史的研究依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研究当中涉及印度观音信仰起源与演变的内容只占少数,更多的研究则把视角放在中国的范围之内。这些成果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不同观音信仰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和理解观音信仰在中国形成与演变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二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观音信仰与文学之关系特别是观音信仰的文学特征以及观音信仰对文学影响的探讨,在这种研究中,更多的是关于观音与民间通俗文学之关系的探讨。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研究成果有孙昌武先生的《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20]、《关于〈冥祥记〉的补充意见》[21]、《六朝小说中的观音信仰》[22]、《观世音应验记三种》[23]、董志翘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24]、曹道衡的《论王琰和他的〈冥祥记〉》[25]、王海燕的《湘西观音信仰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26]、王海梅的《〈西游记〉与观音信仰》[27]、孙世基的《〈观音得道〉今昔谈》[28]、郑筱筠的《观音救难故事与六朝志怪小说》[29]、夏广兴的《观世音信仰与唐代文学创作》[30]、欧阳康的《从〈观世音应验记〉到〈西游记〉──从一个方面看神怪小说与宗教的关系》[31]等。这些研究也主要以中国为范围,涉及的时间跨度则上自六朝,下迄当代,侧重点在民间文学与民俗信仰,重点在六朝、唐宋和明清三个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民间观音信仰者的各种灵验故事以及佛教的观音灵验信仰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文学的阐释、文献的整理以及信仰与民间传说之间关系的清理等,这种研究可以直接窥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文化形态与信仰心理,具有真实性、亲切性、生动性的特点,显示了观音在民间的巨大影响,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奇特的文学领域。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目前涉及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文学成分及印度观音信仰各种形态与文学之间不同关系的还很少。

三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各种观音灵验故事及观音信仰与民俗之关系的研究,涉及到民俗与民间信仰的许多方面,如郑筱筠的《试论观音净瓶、杨枝与中印拜水习俗》[32]、杨曾文的《观音信仰的传入和流传》[33]、韩秉方的《观世音信仰与妙善的传说——兼及我国最早的一部宝卷〈香山宝卷〉的诞生》[34]、孙秋云《谈我国民间的观音信仰》[35]、王福金的《观音信仰与民间传说》[36]、贝逸文的《普陀山送子观音与儒家孝德观念的对话》[37]、齐风山的《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及由男变女》[38]、项裕荣的《九子母、鬼子母、送子观音:从“三言二拍”看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佛道混合》[39]、程俊的《观音与妈祖——浙闽台海洋宗教信仰之比较》[40]、蔡少卿的《中国民间信仰的社会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41]、法尊的《浅谈伪经与观音信仰的中国化》[42]、张小东的《中国化观音的性别以女为主的原因初探》[43]、刘长久的《从观音信仰说起——兼及遂宁市对观音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44]、郑祯诚的《中国观音——妙善公主的故乡在遂宁》[45]、朱子彦的《论观音变性与儒释文化的融合》[46]、赵杏根的《“以色设缘”与鱼篮观音像》[47]、温金玉的《观音菩萨与女性》[48]、贺嘉的《民间传说中的观音》[49]、赵克尧的《从观音的变性看佛教的中国化》[50]、李小荣的《高王观世音经考析》[51]等。此外,还有很多书籍的部分章节涉及观音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如张国刚的《佛学与隋唐社会》[52]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隋唐佛教与民众信仰》(上下),论述了隋唐时期观音信仰在民间的流行与变异情况。贾二强的《唐宋民间信仰》中的下篇《唐宋民间信仰与宗教》对民间观音信仰也有论述[53]。上述研究涉及到观音民俗文化现象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如早期的观音灵验故事、妙善的传说与影响、观音女性化问题、观音信仰中的伪经问题、观音与儒家关系及其影响的问题、观音与其他民间神灵的关系问题等。这些研究对解释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与民间文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对于古代印度观音信仰中的此类问题来说,这些研究基本没有涉及或没有展开论述,即使涉及到的文章,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的追溯也仅仅成为研究中国民间观音信仰问题的铺垫。

四是从艺术与考古的角度对各种观音造像的考察,如孙修身、孙晓岗的《从观音造型谈佛教中国化》[54]、郑秉谦的《东方维纳斯的诞生:“观音变”初探》[55]、刘继汉的《从阎立本的“杨枝观音”谈观音画像的演变及其他》[56]、芮传明的《中原地区女相观音渊源浅探》[57]、刘彦军的《十一面观音》[58]、李翎的专著《藏密观音造像》[59]和系列学术论文《擦擦观音像研究》[60]、《藏密救六道观音像的辨识——兼谈水月观音像的产生》[61]、《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62]、《三叶冠观音像考》[63]、《六字观音图像样式分析——兼论六字观音与阿弥陀佛的关系》[64]、《水月观音与藏传佛教观音像之关系》[65]、李云晋的《云南大理的“阿嵯耶”观音造像》[66]、金申的《博兴出土的太和年间金铜观音立像的样式与源流》[67]、郭子瑶的《观音形象中国化的审美依据》[68]、李彩霞的《馆藏唐卡观音类赏析》[69]、赵广铃的《慈愍法像,殊妙庄严——宁波七塔寺十一面观音造像赏析》[70]、董彦文的《多姿多彩的观音菩萨》[71]、王丹的《从观音形态之流变看中国佛教美术世俗化、本土化的过程》[72]、阚延龙的《千手千眼观音的艺术特色》[73]、马天凤的《隋立观音像》[74]、杨庭慧的《画圣吴道之与观音像石刻》[75]、冯汉镛的《千手千眼观音圣像源流考》[76]、刘智的《延安市收藏的千手千眼观音铜造像》[77]、王惠民的《敦煌千手千眼观音像》[78]、刘凤君的《山东省北朝观世音和弥勒造像考》[79]、业露华撰文的《中国佛教图像解释》中的第四章《观音部》[80]等。这类研究成果数量最大,难以尽列。其主要特点是以实际存在的观音造像为依据,以艺术的风格及其演进为线索,以观音信仰的教义为背景,同时涉及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演变、观音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藏传佛教观音信仰与汉地观音信仰的区别等问题,所以,这些研究既是艺术的研究,也是宗教的探析,既是历史的追溯,也是现实的关注,既对我们理解观音形象在中国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我们认识各种不同的观音信仰形态具有很大的帮助。

五是从宗教学和哲学的角度对观音经典和观音信仰法门进行的分析,如佛日的《观音圆通法门释》[81]、楼宇烈的《〈法华经〉与观音信仰》[82]、赵觉光的《千处祈求千处应的观音菩萨》[83]、涌渊的《略述观世音菩萨修行法门》[84]、王龙智隆的《闻思修解六结——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之六步反闻工夫》[85]、汤琳的《观音法门》[86]、宋道发的《观音感应初探》[87]、樊子林的《观音名号刍议》[88]等。此类作品在佛教界也相当的多,几乎所有讲解《法华经》、《楞严经》和《心经》的宣教性作品都涉及到观音的法门。这类作品中有的属于研究性的成果,有的则仅仅是对义理的阐述。从内容来看,基本集中于《法华经》中《普门品》的救难法门、《楞严经》的“观音耳根圆通法门”、《心经》的般若智慧法门。其中前一种法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民众观音信仰的把握,后两种观音法门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在与禅宗思想的沟通。总体上来看,从哲学或宗教学角度对观音信仰义理的研究是所有观音研究领域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与艺术与文学角度的观音信仰研究相比,还显得非常冷清。另外,由于观音信仰这三种法门都来自于古代印度[89],所以,在这些作品中,均涉及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以及印度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流行与演变等情况。

六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对观音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流传及其同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的研究,如邢莉的《观音信仰与中国少数民族》[90]、扬政业的《从洱海区域的观音信仰看外域文化的影响》[91]、杨学政的《密教阿吒力教在云南的传播与影响》[92]、卢亚军译注的《西藏的观世音》[93]、萧明华《从两尊观音造像看唐宋南诏大理国的佛教》[94]、周毅敏的《试析大理白族民间观音崇拜》[95]、李东红的《大理地区男性观音的演变——兼论密宗的白族化过程》[96]、吴棠的《白族信仰中的观音形象》[97]、邢康的《尊白衣观音为家神——谈辽朝的宗教信仰》[98]、徐晓望的《闽人与观音崇拜》[99]等。李翎等人对藏族地区的观音信仰则多有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关于藏密观音的造像艺术特征与演进,也有关于藏密观音法门的阐释与分析。这类研究与民俗学的研究有许多相通之处,揭示了观音在一些少数民族当中的流传与演变情况,不但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些民族的文化特性,也有利于我们认识观音信仰的不同发展和丰富多彩的变化形态。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观音与少数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仅仅涉及云南和西藏等几个少数地区,历史上观音与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均发生许多有趣的联系,这方面的研究还基本没有展开。

七是分门别类地总结和阐释中国观音信仰的各种现象的著作,这方面最有名的要算邢莉女士的《观音信仰》[100]和《观音——神圣与世俗》[101]。其中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扩充。这部书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1、观音的由来;2、观音的本土化;3、观音的神变;4、观音女神;5、少数民族与观音;6、历代观音;7、观音与诸神;8、弱者的烛光;9、强者的哀怨;10、妇婴的保护神;11、崇拜仪式与物化形式。温金玉的《观音菩萨》则探讨了观音的身世、观音的形象、观音的女性化、密教观音、观音的法门、观音的道场、观音信仰的传播等问题[102]。罗伟国的《话说观音》[103]和张总的《说不尽的观世音》[104]则以通俗和图文并茂的方式,系统介绍观音信仰的方方面面。这些作品涉及到观音信仰的很多方面,主要都是根据文献资料进行的研究,研究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上自古代印度,下迄当代中国,而尤以中国历史上的观音信仰为核心。

八是对观音经典的整理校勘,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