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信仰及其认同模式——李向平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经由大群社会向小群社会过渡，既有的结构、制度、组织先后呈现了分化状态，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与各类组织之间、各种利益群体与组织之间关系的新格局得以逐渐凸显，其中蕴涵的人类合作的新机制，亟须学术界重新讨论、加以认识。

尤其是随着“总体性社会”的解体，社会“自由流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国家之外的“非国家空间”、NGO与NPO组织、以及网络组织、非正式组织和组织外成员的出现，无疑是标志着中国“社会”的重新构成。为此，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建设机制亦将开始呈现，从而要求这些体制外的社会成员、正式非正式的社会组织，逐步形成一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彼此协调的机制。

佛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们也在此社会变迁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以及彼此协调的社会认同机制，尤其是在非国家、非市场空间里的社会建设功能亦随之而显得日益突出。为此，在佛教、国家与市场之间如何能够建立一种新的互动结构和分析范式，以充分揭示佛教与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协作共存诸关系，应当是中国佛教乃至中国社会建设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为此，本文的宗旨，主要是以一种“宗教社会性”的论述逻辑，把佛教置于一种社会建设、伦理重建的大背景中来分析，本着一种佛教－社会的互动主义观念来看待佛教及其寺庙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它希望说明：佛教的社会功能及其社会公益事业，既能内涵了社会建设的公共理性，同时又能着重于与国家、市场相对应而言的佛教行动逻辑，致力于把佛教从国家政治的行动逻辑解脱出来，以促使中国佛教能够在改革开放之中，真正获致一种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建设意义。

这些问题的提出，说明当代佛教的社会活动及其意义，早已与中国社会本身的建构和发展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实施的“人间佛教” 的社会运动，在一种佛教社会运动的规模上，建构了一条中国佛教进入人间、服务社会的重要路径。这个发展路径，本来就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内在而必然的要求，甚至是佛教信仰本身所衍生出来的社会行动逻辑。关键的问题是，当代佛教组织如何能够在制度设计层面，有效地聚集组织资源、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制度化运作，使当代佛教的社会行动机制能够顺利呈现出当代社会所要求的形式理性，走出中国佛教信徒基于个人崇信、功德文化的认同模式。

一．佛教认同与社会建设

在中国当代社会之中，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在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的协调，促进社会成员与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主要方面。

这里所讲的社会建设，既是指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的调整，亦是指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强调其身具有的一些制度化机制，如通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等等。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常见的方法有，或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或以社会成员之利益关系为立场、或主张对新型社会风险的预防，或是从新社会组织的层面入手。

在此社会背景之下，原来处于国家边缘的一系列准国家组织以及乡村社会传统力量的复兴，，比如工青妇、工商联等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如村委会和居委会）等，它们的社会属性越来越强，并此为基础而培育出了一系列挂靠性的“社会” 组织，成为经过国家民政部门或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合法组织。另外，依据中国人信仰传统和文化惯习，中国人原有的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在社会建设构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凸现，家族、宗族组织、姻亲、拟血亲组织、民间信仰组织、宗教组织如寺庙、道观、教堂的大量出现，对社会成员的自我管理、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育和社会建设的又一重要领域和重要工具。

这说明，在传统社会组织与现代社会组织之间，在国家与市场之间，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出另外一块非常重要的社会领域，它们将在中国社会日益需要的社会领域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社会建设功能。而与此社会组织紧密关联的社会成员，他们就会因此而活动在多种组织的社会空间中，虽然他们并不仅仅把自己简单地视为某个组织的固定成员，而是有选择的通过在不同情境下强调自己的不同组织成员身份来寻求完成自身的身份认同，从而显示了这些存在于国家与市场之间、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新社会组织，的的确确在发挥它们应有的社会建设功能。同时，这些现象也说明了当前中国所急需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整合，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