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定位及其发展构想——姚南强 柴紫慧

人间佛教最早是否可以溯源到六祖禅的创立，任运自然、直指自心，开创了中国佛教人间化的新局面。现代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则基本奠定了人间佛教的基础，印顺法师和赵朴老则分别在海峡二岸弘扬了这一思想，但在侧重点上似乎有所不同，但不管如何，人间佛教已成为当代中国佛教的主流，所以本文所讲的人间佛教的当代定位，实际上主体也是指中国佛教。

一、繁华背后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人间佛教无论是在台湾或内地都己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不但为禅宗、净土宗所持，也为天台、华严等其他汉传佛教的教派认同，虽然人间佛教既非一个新的宗教，也非佛教的一个派别，但已是被整个中国佛教界所认同的一种发展取向，而且出现了多样化繁荣发展的趋向。有学者认为台湾的佛教界特别在服务社会方面功德显著，而内地更强调佛教与社会政治的协调。台湾的人间佛教的发展，是以印顺法师在法理上的拓展为基础，在实践中形成了星云倡导的佛光山“四大宗旨”（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的现代化模式，圣严法师法鼓山的“心灵环保”特色，慈济功德会的“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志业和社会公益的“一步八脚印”。在内地，则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前提下，形成了以上海玉佛寺的都市佛教取向、河北柏林寺的“生活禅”模式，江苏茗山法师的净土理念取向，河南少林寺的市场化、商业化运作模式等。这种多样化一方面固然是体现了人间佛教契理契机的原则，展现了人间佛教在当代中国的繁荣。但另一方又不免鱼龙混染、泥沙俱下，出现了一些背离人间佛教本旨的不良取向，阻碍了人间佛教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教界和学界往往概括为“世俗化”，具体的提法如“政治化、商业化、文化化，或功利化、庸俗化”“佛教的人间化已经趋于过分的世俗化和通俗化，从而丢失了宗教最为本质性的特色。”“佛教的人间化代表着宗教必须适应、关怀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趋势，但佛教的宗教本质规定其还有净化人间的要求，要警惕商业化和其他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世俗化的概念往往失之笼统，学界多有争议，故本文宁愿具体化为政治化、商业化和庸俗化、恶俗化，这里的“化”是指过了头。不解决这些偏向，人间佛教就不能继续向前健康发展。

二、人间佛教不是当代中国的“公民宗教”——淡化佛教的政治色彩

太虚大师开创人间佛教的初衷是应对上世纪初，佛教内部不振作，对社会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外部受社会压迫，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被当时的政府驱僧夺财、庙产兴学。佛教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关系不可回避，由此太虚提出“革新中国佛教，要洗除教徒好尚空谈的习惯，使理论浸入实验的民众化。”“整兴僧寺，服务人群。”及“议政而不干治”的处理政教关系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中，宗教的合法性是由国家来鉴定的，可以“三教并立”，也可以“三武灭佛”，一切都由国家权力说了算。国家对宗教实行严格的监控和管理，某一宗教在某一朝代地位的高下，首先要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不依国主，不能弘法”。从当今世界来看，宗教的意识形态正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宗教政治化成为一种世界现象。我国实行的是“政教分离”，但这种分离中强调了国家对宗教的“指导”功能，在当代中国，真正独立于国家与市场的“第三部门”社团实际上并不多，各种社团总是或多或少、或与行政、或与市场、企业有牵连，宗教类社团也不例外。当然，“不依国主，法事难立”，“护国佑民，辅佐王化”这本是中国佛教处理政教关系的一贯传统，所以也不必过多指摘。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存在着一种过度政治化的倾向并又表现在组织体制上的行政化，作风上的官僚化、贵族化，以及思想话语上的趋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