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南海交通与佛教交流---李庆新

古代东西方交通有陆路和海路两途。陆路东起自渭水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经过西域诸国抵达地中海地区，转达罗马各地，也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有取道海上者，由华南沿海港口西航，亦即海上丝绸之路；或经由滇、缅通道过缅甸南部，入印度洋；或由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

唐初平西突厥，设置北庭、安西两大都护府，建州置县，声威远播西域，与中亚、天竺、西亚的陆路通道相当畅通。则天朝与日益强大的吐蕃关系恶化。咸亨元年，吐蕃攻陷安西四镇，阻截中西交通。后唐朝虽收复安西，但阿拉伯人势力向东方推进，越过中亚，与唐朝发生直接冲突。天宝十载，大食人在怛逻城打败唐军，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而入，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西北陆路对外通道基本阻绝，中外交通转移到东南海路。

随着航海技术进步，造船技术提高和东西方航海活动的增多，海上宗教传播、文化交流也随之展开，越来越多的僧人搭附商船，往来于天竺、南海诸国与唐朝之间，海路成为佛教传播的主要通道。本文探讨南海交通状况及其与长安、洛阳等交通网络，介绍中外僧人在海路的活动情况及其对佛教传播与交流的贡献。

一、从珠江口到波斯湾：“广州通海夷道”

从中国经南海到印度洋的海上航路，大概在秦汉之际南越国时期已经贯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元鼎六年汉武帝派译长“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最远到达今天印度南部的波杜克（Podouke）和斯里兰卡，标志着联结中国与印度洋的海洋航路正式对接。[①]

20世纪30 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帕塔比拉明(P. Z. Pattabiramin)在今东印度南部海岸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附近的本地治里发现一处古罗马时代海港遗址，也就是《厄里克里亚航海记》提到的波杜克（Podouke），中国文献记载的黄支国、建支、建支补罗，出土了罗马帝国时期遗物及南宋龙泉窑青瓷碗。1945年，英国考古学家惠勒(M. Wheeler)和印度考古学家对该遗址作进一步发掘，发现了直接由罗马人或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人、埃及人等经营的货栈商行和染制木棉的染坑，出土希腊的安佛拉式罐，罗马的阿雷蒂内式陶器、玻璃器、绿釉陶片、钱币，印度香料、宝石、珍珠、薄棉轻纱，前2世纪至1世纪有古泰米尔语题名的陶器等遗物，证明该港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后期，前1世纪后半叶至2世纪末，是印度与罗马海上贸易中心。[②]汉朝译使在武帝时代已经到达黄支，民间商人参与这里的商业盛会当然不迟于此时。

六朝时期，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中国人频繁经营着从波斯湾、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的远洋贸易，南海—印度洋海上交通空前畅达。岭南广州、交州成为南海贸易的主要港口。《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称：“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蝳蝐、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