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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信仰与中国宗教的法制化——李向平

2010年04月01日 13:46:00 中国佛教制度研究中心 点击:0

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宗教需求,往往以一种中国人特别喜好的扩散信仰(diffused religion)形式,而不会直接表达为一种制度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的形式。前者常常演变为一种私人信仰(private believe),后者变化为公共宗教(communal religion)。   

【1】在此格局中,制度宗教或公共宗教,对应着公共权力而言,乃藉由着公权力秩序,表达为国家机制的神圣化要求,同时也具有一定强制性特征。所以,这一制度宗教或公共宗教的社会学本质,即存在于宗教制度之中的“体制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因为依赖着公共权力而呈现为所谓的公共宗教现象,实际上就是体制中的宗教现象,公共宗教之社会学内涵本质上是等同于体制宗教的。私人信仰的表达方式,表现得比较自由随意,不拘时空,不太受外在条件的限制。因此,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的互动,主要是个人面对强大的公权力秩序,镶嵌于国家神圣化的强大要求之中,以追随精神随意和个人意志的自在。  

时下里人们极关注的宗教管理的法制化要求,应当处于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变异出来的领域,尤其是在1980年代后、在国家与个人间的新生地带。为此,公共宗教、私人信仰以及信仰群体——即宗教信仰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建构了一种特殊的三角变量关系。它们之间的大小、强弱、宽窄关系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或制约了法制与中国宗教的内在关系。  

为此,本文把宗教活动、信仰表达的空间资源、信仰群体组织化必须具备的合法性条件、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如何神圣化的基本前提等现象,视为当代中国宗教与信仰体系必须具备的神圣资源,进而集中讨论这些神圣资源在国家、私人和社会三大层面之间的分配和使用状况,由此论述当代中国及其个人、社会、国家对于神圣资源的不同需求及其层次结构,如何构成了宗教法制化的语境和困境。  

一、公共宗教在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  

宗教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如何使权力秩序神圣化,进而证明世间秩序的神圣化。就中国宗教而言,一个悠久和强大的儒教传统,给予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宗教的最大影响,就是儒教信仰及其制度化要求,基本是因了公共权力秩序,而无法建构出制度型的宗教信仰体系。所以,中国人的儒教信仰表达,一般就呈现为两大层次:一个国家公共权力秩序,一个是私人的、采用儒佛、儒道互补的表达方式。  

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儒教信仰的制度支持体系已消解,但儒教信仰却以私人信仰的方式,保留在个人精神里。当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得以逐步建立之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证明方式——神圣化的要求,却在不同程度上承继了儒教传统的最大影响,即把天命的合法性源头转变为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契合,用富有政治思潮特点的“主义”,替代了传统权力合法性证明的“天命”信仰,从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宗教权力建构的同时,也使国家权力秩序建构的构成之中也内涵了宗教极其复杂并且非常强大的神圣化要求。  

这种神圣化要求,自觉不自觉地保留在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这一传统,不是宗教,却似宗教,甚至比制度宗教的神圣化要求更加强烈。它们并不具备制度宗教的组织特征,依然是对于国家权力存有强烈的制度依赖,或者就出自公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证明需要。这就是说,它必须把公共宗教的神圣化要求,紧紧地纳入自己的权力秩序建构过程中,想方设法地要从这种神圣化要求之中,获得合法性的证明资源。  

更加重要的是,这一特征,决定了公共宗教在国家层面所内涵的神圣化要求,并不直接表达为宗教,而是一种以公共权力合法性的证明要求,以各种公共型象征符号、特别是对于神圣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等方式来表达。因此,这些神圣化要求,直接依赖并且表现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制度设置,进入了公共权力秩序。所以,国家权力秩序之中往往亦能内涵了相应的神圣化要求。而这些要求的表达路径,大多不在宗教或法制的领域,却深深镶嵌在政治秩序及其行政权力的相关领域中。     

在这里,应当深入讨论的问题是:公共权力及其秩序所必须的神圣化资源和神圣化需求如何满足?它们如何使用公共权力所能掌握的神圣资源,建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其基本特点是,公共权力层面这种独特的神圣化要求,大多是以公共权力对中国社会神圣资源的把握为前提,并使用了公共权力分配和使用神圣资源的最大职能。因此,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及其建构模式,大多是依赖着公共权力的相关制度安排,而不是直接的表现为宗教管理和宗教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特别是因为这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使这不会进入宗教管理的领域,而偏向于政教关系之中的“政治”领域,局限在公共权力的运作领域。

诚然,这一宗教-政治社会学现象,已经说明了国家层面的神圣化要求,不仅仅是宗教管理法制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内涵了政治民主生活的建设主题。所以,如何处理政治信仰、国家信仰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张力?应当是当代中国宗教如何纳入法制化领域的最重要前提。  

中国社会的宗教要求,在其公共影响力层面,常常借助于国家权力秩序。它对宗教管理的法制化要求,最为直截了当。宗教运作的边界,不以制度为界,而以宗教功能的表达为要求,随着不同层面的具体要求,可以突破已有的制度界限。倘若是国家公共权力层面的神圣化要求,它就有可能以其独特的功能需求,淡化甚至消解了公共宗教的制度设置;同时,也可能因为对此功能的需求减低或者消逝,而把这种原来具有的神圣化要求,以其行政权力加以抑止。这表示了国家权力对公共宗教的管辖模式,所以,公共宗教在作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证明功能时,它常常是通过国家权力对于神圣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方式来实现。  

因此,由于中国社会中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的彼此分别,促使在国家权力与社会、个人之间,已经在宗教需求层面,大致建构了一种三角变量关系;而公共宗教及其与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却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强化了这种三角关系。就此而言,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常常呈现为如下几种格局:  

公共权力的宗教需求强大,社会的宗教需求就会弱小;  

社会组织的宗教需求弱小,个人的宗教需求就会强大;  

个人之间的宗教需求强大,宗教群体表达功能就弱小。  

在此三种关系变量之中,国家与个人的需求最为强大,呈现一种非对称关系。正如在一个社会结构之中,如以弱小个人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那么,个人就无法与国家机器直接对话、构成互动。一个常有的现象就是,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公共权力甚至会与信仰者个人形成一种普遍的默认与契合,他们都不喜欢宗教信仰的群体格局,不太愿意把无数个人的信仰建构为一个宗教体系。至于个人的信仰,却常与国家、社会无涉,但求个人的精神解脱、个人的灵性满足,个人的利益回报,更不需要一个宗教体系亟需的那种宗教资源。因此,私人信仰与公共宗教之间,往往存有一种非常适应的默契。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于制度宗教的需求都不强烈,甚至会有一种对于“制度”的本能性拒斥。  
至于在社会层面,甚至包括了各类宗教组织,它们对于宗教资源的大量需求,则必须通过公共权力设置的宗教制度来获取。这就在公共权力的资源分配与使用层面,与社会与各类宗教组织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变量。倘若国家层面所需要的神圣资源过于强大,社会与各个宗教的需求就会相应减少;反之亦然。惟有个人的信仰追求,局限在个人的利害选择和精神超脱,通常不需要组织化的神圣资源,从而才能够在国家与社会的张力之间获得一份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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