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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梁武帝力促佛教僧制的中国化——欧阳镇

2010年04月19日 13:46:00 中国佛教制度研究中心 点击:0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时而极盛。据道世《法苑珠林》载,南朝宋时有寺1913所,僧尼3600人,齐时有寺2015所,僧尼32500人,梁时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陈时有寺1232所,僧尼32000人。故有“佛法东流,此焉为盛”(《法苑珠林》卷一百)而且在这一时期寺院建造穷极壮丽,教徒奢侈腐败,甚至出现了收有白徒、养女、武装犯法的上千人上万人的庞大僧团。  

佛教的迅速发展,佛教僧伽势力的扩大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在政治上、经济上引起封建国家和佛教之间、世俗地主和佛教上层之间,在思想文化上引起儒家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之间、道教和佛教之间严重的对立和斗争。在南朝,还在宋文帝时,就有丹阳萧摹之上书朝廷,要求限制寺院和沙汰僧尼,他说:“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按指汉、魏、西晋、东晋——引者),形像寺塔,所在千数。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祗,有累人事,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欲铸铜像及造寺塔者,皆当列言,须报乃得为之。”梁武帝时,郭祖琛舆衬诣阙上封事,指斥佛教祸国殃民,紊乱纲纪,略曰:“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 俗伤法,抑由于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面对佛教日益发展,纲纪紊乱的情况,不少排佛、反佛人士要求朝廷建立僧制加强对寺院和僧侣的管理。众多僧徒、信士亦要求严格僧律,以维护僧团的正常发展,此时期对僧制、僧律做出重大贡献的,在南朝首推梁武帝萧衍。梁武帝萧衍(502—540在位)自幼“博读经书,洞达儒玄”(《梁书?武帝下》)在宗教信仰上,先受道法,后又奉佛,及其继位之后,曾下诏“舍事道法”,“归凭正觉”。(《广弘明集》卷四)。他在位四十八年,不仅按照在家佛教徒的戒律修行诵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做到不饮酒,不食肉,不听音乐,断房室,不服药,而且优待僧侣,常向僧徒讲经,组织高僧译编佛教典籍,提倡义学,而他自己也著述不辍。他曾四次舍身京都(金陵,今南京)同泰寺,然后让其臣下花巨额金钱将其赎回,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梁武帝称佛教为“正觉”,“正道”,称儒、道二教为“邪道”,要求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归真,舍邪入正”(《广弘明集》卷四)。这是否意味着他排斥、压制儒道呢?不,不是这样的。他说这些话的目的,只是表明他认为佛教比儒、道优越,儒、道是“止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而佛教则“能使众生出三界之苦门,入无为之胜路”(《广弘明集》卷四《舍事道法治》),并没有排斥、压制儒、道之意。因此,在思想上,他认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广弘明集》卷三+梁武帝《述三教诗》),从而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三教并用的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梁武帝制定了一系列影响到后世佛教僧团所遵守的僧规制度,成为佛教僧制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这些僧制的实施,对加速佛教中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僧制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以传统的儒家礼乐作基础,加进佛教的内容,制作被称为“正乐”的佛乐,这是促使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一着,为后世禅林所遵循。《隋书?音乐志上》载: (梁武)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使、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  

第二,在僧俗弟子中推广菩萨戒。前面说过,菩萨戒的弘传始于鸠摩罗什。受戒的具体作法则以北凉昙无谶(385—433)在姑藏译出《菩萨戒本》,并为道进等十余人受菩萨戒为嚆矢。到了南北朝,刘宋时期的求那跋摩虽然译出了《菩萨戒》的同本异译的《菩萨善戒经》,但由于《十诵律》为宋齐两代各僧团所奉行,受菩萨戒的很为稀少。梁武帝非常重视戒律,认为每人都应该受戒。天监十八年(519)佛诞日(四月初八),梁武帝自发弘誓,脱去天子服装,穿上福田衣(即袈裟),于等觉殿“申在三(即按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之敬”,并从慧约和尚受菩萨戒。但据《续高僧传?智藏传》称:梁武帝将受菩萨戒,命僧正推选戒师,僧正略举法深、慧约、智藏三人,武帝意在智藏,遂从他受了菩萨戒,皇太子并致面北之礼。  

第三,禁止出家人饮酒食肉,严格僧团戒律,成为后世一项最重要的丛林清规。在古代印度,小乘佛教僧尼以乞食为主,虽讲戒杀,但不绝对禁止食肉,如在南朝最为通行的《十诵律》卷三七就说:“我听口敢三种净肉。何等三?不见、不闻、不疑。不见者,不自眼见为我故杀是畜生;不闻者,不从可信人闻为汝故杀是畜生;不疑者,是中有屠儿,是人慈心不能夺畜生命”。为此条文,在小乘戒律《四分律》、《五分律》、《摩诃僧祗律》中都屡见不鲜,说穿了这是为自己的奢糜生活作辩护的极为虚伪的驼鸟式的把戏。大乘佛教以大慈大悲为宗旨,倒提出了禁止肉食的戒律,如《大般涅般木经》、《楞伽经》等都主张禁食一切肉,并警告说:“夫食肉者断大慈种”。(《大般涅般木经》卷四《四相品》)。特别尊视大乘经典的梁武帝对此特别提倡。他亲撰写四首《断酒肉文》,并曾身体力行。表面看来,这像是对大乘佛教戒律的完全继承,但实际上,他把禁止一切酒肉食不仅作为一项僧法,而且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看待的,对违禁者要惩以国法;更重要的是,他把佛教的大慈大悲和儒家的仁恕思想等同起来,命朝廷郊庙以面为牺牲,太医不得以虫、畜入药,织绵不许加入仙人、鸟兽之形,不仅是对印度大乘佛教戒律的重大发展,而且极具浓重的中国特色。因此,梁武帝禁止酒肉食的素食制度,乃是中国佛教特有的一项僧制,由此发展而来的素食文化,乃是中国特有的一项饮食文化。  

第四,制定和推广忏法,给后世丛林以巨大的影响。忏法是悔除所犯罪愆以便积极修行的一种宗教仪式。唐道宣《广弘明集?悔罪篇序》说:“诸佛善权方便,立悔罪之仪。道安、慧远之俦,命驾而行兹术。南齐司徒竟陵王,制布萨法净行仪,其类备祥,如别所显。”它说明中国佛教中的忏法,是起源于晋代渐盛于南朝萧齐时代。传说梁武帝曾亲制《六道慈忏》(今佚),元代智松曾为之重订,更名《慈悲道场忏法》十卷(俗称《梁皇宝忏》或《梁皇忏》),流传至今。他在该书序中说:“世尊愍念四众,为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命礼诸佛,洗清障垢,依教奉行,俱获解脱。圣言虽在,凡情罕知。”南朝齐武帝永明间,文宣王萧子良撰《净住子》二十卷,分净行法为三十门,未及流通即罹变故。梁天监时,具德高僧删去繁芜,撮其枢要,采摭诸经妙语,改集十卷悔文,总列四十品章。前为六根三业(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和身、口、意三业——引者),皈依断疑,忏悔解冤;后及六道四恩(按指天、人、阿修罗、牲畜、饿鬼、地狱六道和父母恩、众生恩、国主恩、三宝恩四种恩德——引者),礼佛报德,四向发愿。其中以露缠洁罪,涤过去之恶因,复凭发菩提心,植如来之种智。由梁武帝之创修,俗称《梁皇宝忏》。”这把《梁皇忏》的来源、内容及其意义讲得很明白,说明所谓《六道慈忏》并非梁武帝亲自创制,至多不过是他集众僧(一说是宝志、宝唱等)根据竟陵王萧子良的《净住子》删芜撮要而成的。他不过只是个“创修”而已。但梁武帝的确亲自创制过忏文,《广弘明集》卷二八保存有他的《摩诃般若忏文》和《金刚般若忏文》两首,这都说明他是很重视制定和推广忏文的。自他之后,采用大乘经典中忏悔和礼赞而成的忏法、忏文和礼赞文,以种种形式流行起来,至陈隋之际的智岂页而成独立完整的形式。隋、唐两代,佛教宗派此伏彼起,各自制定过自己的悔忏行法,自宋而臻于全盛,成为我国佛教不可或缺的佛事仪式了。  

此外,随着忏法的发展而举行的法会也多起来,而且五花八门,渐次成为中国僧伽组织的行事仪规之一。梁武帝创制的而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就有所谓“水陆法会”和“盂兰盆会”两种。水陆法会又称水陆道场,是中国佛教经忏法事中最隆重的一种。宋宗鉴《释门正统》卷四说:“所谓水陆者,因梁武帝梦一神僧告曰:‘六道生死,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普济群灵?”帝因(宝)志之劝,搜寻贝叶,早夜披览;及详阿难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之意,用制仪文,遂于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寺修设。帝躬临地席,命僧佑禅师宣文。”然其事既不见于慧皎所撰的《高僧传?宝志传》,也不见地僧佑《出三藏记集》、《弘明集》等著作中,惟初唐长安法海寺僧道英自称得到了梁武帝创制水陆法会的仪文,遂再兴水陆法会,但有唐一代,作水陆法会的并不多,至宋才风行于全国。盂兰盆会,又称盂兰盆节;“盂兰盆”,梵文UILambana的音译,意为“救倒悬”。盂兰盆节是根据两晋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盆经》中举行超荐历代先祖而做佛事的故事而来的,该会常在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据《佛祖统记》卷三十七云:“大同四年(538),梁武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自此之后,历代帝王以及百姓,相习成风,更成为我国寺院中重要行事之一。元代德辉《赖修百丈清规》卷七《节腊章?月分须知》中说:“七月初旬,堂司预出盂兰盆会诸寮看诵清单,预牵众财办斛食供养,十三日散楞严会,十五日解制。当晚设盂兰盆会,讽经施食。”这是梁武帝创制的最有影响,又有群众性的佛事制度之一。  

以上僧制的制定,且在佛教界得以广泛推行,一方面,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佛教僧规制度的内容;另一方面,为加速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跨出了重要步伐。同时也为梁武帝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础。

  
作者:欧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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