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西部佛教壁画中的降魔变与西域美术的比较研究——霍巍

一

近年来，在西藏西部（今阿里地区）的考古调查中，一批新的佛教遗迹相继发现，不仅填补了以往西藏地区佛教美术遗存的诸多空白，也为我们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本文拟通过对西藏西部佛教壁画中“降魔变相图”这一题材的探讨，由此比较分析其与西域、敦煌佛教美术之间的关系。

所谓降魔成道，表现的是释迦成佛过程中，面对各种邪魔的威逼利诱而毫不为之所动，并向大地伸手，请大地作证，最后终于降服魔军的故事。在敦煌石窟遗书的《破魔变文》中，曾记载了这一故事。西藏流行的降魔变文与汉地文献所述基本情节相同，但也有地域特点，在西藏佛教高僧布顿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中专述有“降魔成佛事业”一节，可视为西藏佛教壁画中这一题材的蓝本。为了便于与考古材料进行对比，兹摘录于下：

菩萨复念我今成佛不可不令众魔知道，于是从眉间放出名为摧毁魔坛的光明，遍照一切魔宫，令其摇撼，顿成黑暗……那时，罪恶魔王（有人说即“他化自在天王”）在其梦中，见住处普遍黑暗等三十二种梦相。魔王即时传知他的魔属等。魔王子“妙音商主”虽作劝阻而无效。于是所有药叉鸠磐荼、魔候罗伽及罗刹，食肉鬼众并魔属，齐来显现极恶相。菩萨虽见许多凶残极恶形相，但仍如偈句所说“释迦太子证诸法，依缘所生无实性，心如虚空泰然住，虽见魔军亦不迷”。于是魔王从右方命令一切迷人悦意的魔女，从左边发起一切令人可怖的魔类向菩萨进攻，所有魔军射向菩萨的各种军器，不仅未伤害菩萨，而且变成花朵。于是魔王对菩萨说道：“以你这点福德，怎能获得解脱？”菩萨道：“你因作了一次‘无遮供施’而所感福果，而获得‘他化自在天王’。我作了许多次的‘无遮供施’”。魔王说道：“往昔我作唯一施，虽无计册有你证，今你于此无证者，徒说无益你已负。”菩萨说道：“这大地是我的作证者。”一面用右手压地，一面作偈道：“众生住处是此地，动静平等无爱憎，此地作证我无诳，对此汝须作我证。”说偈已毕，大地顿起六种震动，此时，“地坚母”即从金刚际的地缝中现出半身，合掌对佛说道：“如世尊所说真实不误，我亲见此。世尊即成为人天大众世间之作证者”

这时魔王心中很不安然，便从自己的魔女中挑选妖艳媚巧的，遣去迷惑菩萨。她们施展出三十二种媚术迷惑菩萨，菩萨心里不动。魔王心中更感不乐……魔军复抛掷各种军器，现出各种幻变也未能得到丝毫损害菩萨的机会。魔军阵败溃散，时过七天，也没有聚合得拢来。遂之许多魔类也生起了趣向菩提的心。

于是佛在一七天里，未解开跏趺坐，双目注视菩提树王。在二七天里行遍三千大千世界。在三七天里，佛说：“我今于此超出苦边际。”说毕，一心注视广大地方（即指菩萨道场）。在四七天里，佛作东西间的短程游行，魔王请佛入涅槃，佛允以所应度者都得度后，方入涅槃。魔王听说，心中忧恼，遂遣其魔女“喜女”等来到佛前，佛即令她们变作老妪。

表现这一佛传故事的图像，最初源出于印度。公元3～6世纪，印度、中印度一带如马土腊、撒尔纳特，南印度的阿马拉瓦提、龙树穴，西印度的阿旃陀等地的佛教石刻中，降魔成道的图像流传甚广。据研究，印度最初出现的降魔图中，主要人物除释迦之外，重点放在表现魔王与魔女。魔王头戴华丽的宝冠，手持弓箭，而三魔女则被忠实地表现为极富肉感的女神，其他的异形魔鬼则往往被省略。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也出现有许多表现降魔的石刻浮雕，大部分都是武装的魔王及其随从向释迦攻击，其他的各类魔众虽然出现不多，但也有所表现。如福利美术馆所藏降魔图上，表现的众魔多为猪头、象头、羊头、狮子头、猿人等兽头人身相结合的魔众，此外，还有手持毒蛇的人物、骆驼以及身着斑点的大象。另在拉赫尔博物馆中也收藏有降魔图的浮雕石刻残片，上面的魔众牙齿外露，尖耳尖舌，大嘴锐牙，裂额披发，有的以动物的骨骼、五官与人面相互组合在一起，有的魔怪还是双面，还有的鼓腹，或胸上出一面，给人以十分强烈的怪异之感。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降魔图是印度桑奇第一塔第二横梁内面的雕刻，其左端为“菩提树下圣坛”，象征性地表现了释迦成道，其中央偏左，是坐在椅子上的魔王，他的身后，在横梁的右半，雕出魔众，形态各异。不同于犍陀罗艺术之处在于这里不见犍陀罗雕刻中那样怪异的兽面，而是以夸张的五官来表现人面形象，其造形特点为面大脸圆，张目蒜鼻，鼓腹短腿。有学者认为，这种形象的魔怪之原形，很可能是来源于古代印度的丰饶之神——夜叉，类似的图像还见于贵霜王朝时期的马土腊以及芨多王朝的撒尔纳特，其中的魔众都被塑造成这种圆脸鼓腹、短腿侏儒的夜叉，如阿旃陀第1号窟的天井壁画中，位于释迦两侧上方的魔众仍然是这类夜叉形的矮人。在阿旃陀第26号窟浮雕降魔成道图中，画面的上方也有拥挤在一起的众魔，他们的头部有猪、狮、驴等兽头，面出腹部，均为短腿的侏儒形象，这种形象被认为是犍陀罗艺术中的兽面人身像与印度美术中的侏儒夜叉形象相互吸收融合的结果。

随着佛教艺术的东传，中国石窟壁画与造像中也出现降魔成道图。新疆龟兹石窟中的库木吐喇第14号窟窟顶，便绘有降魔的场面：释迦居于中央，作凝思苦想状，周围是形象丑陋的众魔；另在克孜尔石窟第38号窟的窟顶，也绘有降魔图。“一颗树下，一个人坐在方座上，紧闭双眼和嘴，赤裸上身，下身著裙，两旁各有一个全身蓝色的妖魔。这似乎是说佛在修道时，魔军前来袭击他的事迹”。此外，当年德国人曾在克孜尔的“孔雀洞”（今第76号窟）中也曾剥走过一幅降魔图，发表于《古代库车》（《ALT－KUTSCHA》）一书中，据载其画面比较清晰：佛居中结跏趺坐，作苦修状，其右侧为体态丰腴而神情轻佻的三魔女，其左侧则为三个“头白面皱，齿落垂涎，肉销骨立，腹大如鼓”的丑婆，当是三魔女所化。

敦煌石窟早期洞窟的佛传图中，降魔成道图也是其中重要的题材。在北魏时期的第254、263、260等窟以及北周时代的第428窟中，都有降魔图出现。第254窟在窟内的南壁绘有降魔图，画面的中央为佛陀结伽趺坐于方形台座之上，右手下垂作触地印，周围则绘有数层魔众，面对佛陀的左下方，是身着铠甲、拔箭欲出的魔王，魔王身后的人物作制止状，画面左边有三人，右边有二人，台座前也有二人，左下二人合掌，台座前二人跪地叩头。按照佛经的记载，当魔王使用武力威逼释迦未能得逞后，便又生出一计，派出三位魔女（《过去现在因果经》载为魔王的三个女儿染欲、能悦人、可爱乐）去释迦身前以美貌媚态加以诱惑，故在画面右下方，面有头戴冠饰、向释迦施媚献妖的三魔女；然而释迦仍不为之所动，并且令三魔女化成了三位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瘦骨嶙峋、腹大若鼓的老妪，所以在美貌的三魔女的相反位置，则又画出了三位丑陋的老妪形象。在众魔形象中，体态各异，而且将肤色也分成了青色、黑褐色和灰红色等，跳跃着向佛发起进攻。敦煌第272号窟也有降魔图，只是构图的形式如上述克孜尔石窟中“孔雀洞”一样，也是三妖艳之魔女与三丑陋的老妪相对应，唯敦煌魔女已上下着衣，而克孜尔石窟中的魔女则裸露无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降魔图中，有的魔鬼也呈象、马等兽头人身像，还有一些也是腹挺人面，所以有学者分析认为这当中固然可能包含有中国自身从汉魏以来各种怪神怪兽的形象，但同时也不排除吸收有来自印度、犍陀罗艺术影响的成分。北周时期的第428窟北壁中部所绘的降魔变与第254窟所绘的降魔变构图相近，但魔众的人数有所减少，紧张的气氛也远不如第254窟，画面的中央仍然是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台座之上，右手结触地印，左右两侧三魔女与三老妪的布局大体上未变，三魔女妖娆的身姿不如第254窟那样扭曲夸张，魔众中仍见牛头马面者。唐咸通六年（865年）的第156窟前室顶部出现了降魔变图，与前期同类题材相比较，构图形式虽然与早期相似，但人物的容貌衣冠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魔王成为中原冠服的老将军，魔女都似汉族嫔妃”。这反映出敦煌石窟壁画中这一题材中国化过程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