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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论坛:近四百年台湾佛教多元文化--释澈定

2010年09月21日 18:56:00 点击:0


元亨佛学研究所所长释澈定

编者按:2010年9月4日至6日,台湾大华严寺、华严学会举办的首届“华严全球论坛“及世界佛教僧伽青年大会(WBSY)以「全球化运动在佛教-自然生态平衡 (器世间) 之可续性」作为论坛的主题;对全人类、世界环境与生态之生生不息,作永续的关怀。

元亨佛学研究所所长释澈定发表论文:近四百年台湾佛教多元文化
内容如下:


摘要
台湾佛教明末清初自中国福建传来,最早传入者为中国的大乘佛教与民俗佛教。日据时代则受日本佛教所影向,依据《日本佛教宗派事典》各派记事说明,日本佛教传入天台法华、净土真宗、日莲宗、净土宗、曹洞、临济、及高野山真言宗思想,故也被融入台湾佛教之中。光复后,大陆许多僧众来台,而传播了中国清末普遍流传的禅、净、密、律思想。解严开放宗教后再传入藏教、南传佛教、及新兴日本佛教。
早期台湾佛教经多次的改变与融合,配合台湾经济起飞,加上教育文化水准提升,社会的认可与护持,使得台湾佛教随著时代进步而国际化,成为佛教重要国家。弘法利生,佛教教育至为重要,所以提倡学术研究,建立佛学院、佛学研究所。宗教也是一门专门学识,政府宜将宗教教育纳入正式教育制度,并授予国家学位,从“解”门提升佛教人文素质实,以鼓励与维护正法的弘传。未来台湾佛教应提倡原始佛教、禅宗、净宗、密宗、律宗之修行与实践,重视“行”门的内容,提倡台湾佛教文化活动与教义推广国际化。

一、前言
 宗教的传播与社会、贸易、文化、移民有密切之关系,台湾的佛教、道教或民间信仰与时代变迁、人民迁移都有其关联。经商者、逃亡者或移民随身携带香火或神像,初到陌生地,其心灵上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保佑万事平安,祖先牌位及寺庙因应个人的需求而建立,也就是个人的基本生存权之诉求。定居之后与土地、家务、商务、官务开始建立密切关系,接下来便要求顺意,聚会场所、不同功能之寺庙 因应人的需求而建立。进而顺便祈求功名成就,同业工会、同乡会、宗亲会、族堂、家庙及大型寺庙因而建立,亦是诉求由个人至家庭而至族群社会之生存、权利与义务。基本物质、事务上必须自己透过关系、手段、福德、资粮去获得,实际心灵上之寻求安抚必须借助人际关系与宗教来达成。
 佛教的传播从江南闽粤先民移居台湾的历史来看,嘉义北港成为汉人与原住民贸易交流的场所 ,自三国时代以来,佛教就盛行起来,尤其是弥陀净土信仰在隋唐以后,随其汉化而庶民化,普及于庶民阶层。到了宋朝,结社念佛的风气,流行于江南一带,逐渐与民间信仰融合来看,佛教在郑氏据台以前,更早的话,远在荷兰侵据之前或南宋时期,就已随著汉人的移居而传入台湾的可能性,不能说是没有,最初佛寺是由信徒等所建,仅供僧侣居住,而不布教,但提供民间宗教仪式的葬礼服务 。不过,闽粤佛教随著移民,是在永历十五年十二月郑成功驱逐荷兰人之后,才渐渐传入台湾。
台湾佛教发展史中,依佛教传入之类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清至台湾割让给日本(1895C.E.)为止,其间以传入闽粤佛教及民间佛教为主;第二阶段从日本殖民时代开始,至台湾光复(1895C.E.-1945C.E.)为止,共五十年,其间以传入日本佛教为主;第三阶段从台湾光复起至今(1945C.E.~),共六十五年,其间以传入中国佛教为主流,兼有新兴日式佛教、南传佛教及藏传佛教。

二、台湾初期发展及明、清佛教传入
 台湾原住民从菲律宾、中国大陆、印尼或南方海面,经移民、流浪、随流或已流到台湾,时间达数世纪之久,最后定居台湾。西元230年三国时代黄龙二年:《三国志》提及夷州,夷州即台湾。西元605年隋朝大业一年:《隋书》“东夷流求传”中的流求即台湾。西元607年隋朝大业三年:炀帝派朱宽招抚流求。西元610年隋朝大业六年:炀帝派陈棱、张郑州击流求。西元1171年宋朝乾道七年:汪大猷遗兵屯戍澎湖。西元1335-1349年元朝至元年间:置澎湖巡检司。西元1544年明朝嘉靖二十三年:葡萄牙人发现台湾,称Formosa。西元l580年明朝万历八年:西班牙耶稣会教士往澳门,归途遇台风抵台。
 西元1590年明朝万历十八年,民间募建:安平观音亭,主祀观世音菩萨 。西元1593年明朝万历二十一年、日江户时代:丰臣秀吉派家臣原田孙七郎到台湾催促纳贡未成。西元1615年明朝万历四十三年、日元和一年:长畸代官村山等安奉德川幕府命令,率领四千士兵分乘13艘船远征台湾,中途因台风遇难。西元1621年明朝天启一年、日元和七年: 海盗颜思齐率其党人居台湾,郑芝龙附之。
西元1604年明朝万历3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司令韦麻郎因遇大风,登陆澎湖,并派人去福建求市。当时福建当局即派都司沈有容带兵船五十艘到澎湖,在娘妈宫(今澎湖天后宫)会晤韦麻郎,要求其撤退。因求市无望,韦氏终于在同年12月15日(农历10月25日)驶离澎湖,留有—“沈有容谕退红毛蕃韦麻郎等”碑以为纪实。西元1622年明朝天启二年:荷兰舰队重登澎湖岛,两年后登陆台南附近。荷人向明廷请求互市。西元1626年明朝天启六年:西班牙舰队登陆鸡笼(今基隆)。 西元1642年明朝崇祯十五年:西班牙军队从台湾撤退,据北台湾共17年。
 据说 西元1642年福建泉州僧人肇善,奉石雕观音像欲献南海普陀山,途遇暴风雨,漂流至鹿港,肇善于是在此苦修,1653年初创龙山寺,1667年明朝永历二十年完成。
 西元1662年明朝永历十六年、清朝康熙元年:郑成功击退荷兰军,计荷人据台共38年。(1624~1662) 。西元1666年明朝永历二十年、清朝康熙五年:台南文庙建成,颁布学制。西元l683年明朝永历三十七年、清朝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入台湾,郑克塽降清。西元l684年、清朝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将台湾并入福建省,设台湾府及台湾、诸罗、凤山三县,澎湖置巡检,自此福建居民相继来台。
 台湾史学家卢嘉兴考证,台湾第一座寺院为台南竹溪寺,西元1661年明朝永历十五年所建,此有沈光文 所云诗为证,诗曰:“州守新构僧舍于南溪,人多往游,余未及也”。依卢嘉兴考证结果,台湾建于明朝末年的三座佛寺中,最早的为竹溪寺(1661C.E.明朝永历十五年),次为弥陀寺(1662C.E.明朝永历十六年),再次为龙湖岩(今台南县乌山头珊瑚潭)(明朝永历二十八年~三十四年,各史料均记载为陈永华 建置) 。依陈清诰、谢石城编《台湾省台南县市寺庙大观》郑经建七寺八庙 。七寺为:竹溪寺(1661 C.E.明朝永历十五年)、弥陀寺(1662C.E.明朝永历十六年)、开元寺(1680C.E.明朝永历三十四年)、法华寺(1683C.E.明朝永历三十七年、清朝康熙二十二年)、黄檗寺(1688C.E.清朝康熙二十七年)、龙山寺(1715C.E.清朝康熙五十四年)、重庆寺(1721C.E.清朝康熙六十年);八庙为:府城隍庙(1669C.E.明朝永历二十三年)、东岳庙(1673C.E.明朝永历二十七年)、大天后宫(1684C.E.清朝康熙二十三年)、水仙宫(1715C.E.清朝康熙五十四年)、大关帝庙(1715C.E.清朝康熙五十四年)、龙神庙(1716C.E.清朝康熙五十五年)、药王庙(1718C.E.清朝康熙五十八年)、风神庙(1739C.E.清朝乾隆四年)。
 台湾居家妇女,多持观音之斋,逢九之日必绝荤,又有早斋,有朔望之斋,有元日之斋;若九皇之斋,则男女多持之 。早期佛教,迷信成分较多,多以求福纳祥为目的,信教者一般对佛教教义不清楚,甚有曲佛理者,而为作奸犯科的工具。在明清之间所建的佛寺,据《台湾通史》宗教志的记载如次(35):台南府有:清水寺(年代不明)、弥陀寺(郑经)、观音亭(郑氏)、海会寺(郑氏)、龙山寺(清雍正)、黄檗寺(清康熙27)、竹溪寺(清康熙30)、法华寺(清康熙22)、广慈庵(清康熙31)、慈云阁(清康熙35)、万寿寺(清康熙50)、大士殿(清光绪12)。嘉义县有:碧云寺(清康熙14)。凤山县有:清水岩寺(清道光14)、超峰寺(清雍正僧绍光结茅,乾隆28建)、兴隆寺(清康熙33)、元兴寺(清乾隆8)。澎湖厅有:地藏庙(年代不明)、观音亭(清康熙35)、祖师庙(清康熙)。彰化县有:开化寺(清雍正10)、、清水岩(清乾隆初)、虎山岩(清乾隆12)、定光庙(清乾隆27)。台北府有:广济宫(清雍正)、龙山寺(艋舺于清乾隆3)、西云岩寺(清乾隆33)、剑潭寺(清乾隆38)、龙山寺(沪尾于清光绪12)、宝藏岩(清康熙)。新竹县有:竹莲寺(清道光5)、地藏庵(清道光8)、慈天宫(清咸丰3)、金山寺(清乾隆50结茅,清咸丰3建)。
清灭明郑后,将明郑官员及其眷属,均一并迁送回原籍。并且禁止人民私自移民台湾。郑氏父子所建寺庙,对清廷有益者,则由政府出资整修,有明郑色彩者由政府接管。至于无利害关系者如弥陀寺等则交由民间维护,而明郑官员所建的寺庙,例如法华寺则由清朝官员继续支持。万福庵则交由里民管理。至于民间各寺庙仍由里民维护。
康熙三十三年僧树璧奉妈祖神像至笨港,三十九年建笨港天妃庙,这是八掌溪以北最早的寺庙。康熙五十一年通事赖科鸠合民番兴建淡水甘豆门(关渡)天妃庙,五十四年重建,易茅以瓦,知县周钟瑄言其庙曰“灵山”,是浊水溪以北最早的寺庙 。前者为佛教僧侣所建;后者为先住民与汉移民合建,初期由庙祝林助主持 ,后来改由临济宗僧石兴主持,是后经六代出家众、四代在家众相继主持,前后两百一十年,近年则由信徒管理。 诸罗县辖区最早的佛寺是郑氏时代陈永华营建的龙湖岩观音寺。设县后,僧德功得候补通判何廷凤捐地,康熙三十七年在碱水港募建一座观音寺。据康熙五十六年篡修《诸罗县志》所载,诸罗县辖下共有寺庙十四座。
初期台湾佛教也渐渐形成几个主要的法脉,计有:台南开元寺派(释传芳、释玄精开创于台南开元寺)、苗栗大湖法云寺派(释觉力、释妙果开创于苗栗法云寺)、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派(释善智、释善慧开创于基隆灵泉寺)、高雄大岗山超峰寺派(释义敏、释永定开创于高雄县超峰寺)以及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派(释宝海、释本圆开创于台北县凌云寺),这些宗派开山祖师或中兴祖师均为本省僧侣,大部分赴福建鼓山涌泉寺受戒,在传灯法脉上属于禅宗,与临济、曹洞有深厚渊源;台湾佛教源自闽粤,闽南佛教的发展轨迹与持色,以临济、曹洞之禅宗,及净土宗之禅净双修为主流,融合著移民渡海来台、拓荒开垦的时代背景,所发展出的求福纳祥保佑式之佛教,以及乾隆、嘉庆起,佛教之改革派白衣佛教(斋教 ),此一融合成之台湾佛教已不同于闽南佛教了;如移民一样,台湾佛教已渐渐开创出自己的特色了。当时僧侣除布教之外,尚兼办慈善事业,因此信奉的人渐多,佛教也兴盛起来,因此在整个佛教发展史上,应记载这起始地位。
在清朝治理台湾时期里(1683─1895),佛教在台湾的发展特色呈显出“正信佛教”与“相似佛教”(“白衣佛教”)混同发展的态势。亦即,一方面配合著交通安全的时代背景(渡海来台、拓荒开垦)以及消灾解厄、接引西方的宗教需求,使得佛教混合著一般相似佛教,而成为台湾社会一种“生活性”的(民间)宗教信仰。

三、日本殖民时代日式佛教影响
光绪二十一年(1895C.E.),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割让台湾给日本。殖民初期(1895C.E.~1914C.E.)时,虽然日本政府实施宗教自由政策,也不主动干涉台湾居民信仰内容,根据丸井在《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中的统计,至大正七年(1918C.E.)止, 全台包括儒、释、道三教的寺庙数共计3304间,其中佛教寺院仅占77间,其他儒教165间,道教3062间;而另外计算的斋堂数则有172间,比佛寺多出近百间。全岛僧侣789人,但纯粹住在寺庙旳僧侣却只有156人,其他或住斋堂,或属于僧侣兼斋友,或为僧侣兼道士。斋友数可计者为8663人,除斋堂外,灵泉寺还有斋友35人,凌云禅寺3人,法云寺64人 。 这些统计数字虽以大正四年至大正七年的调查为基础,但主要代表日据初期末、中期初的佛教与斋教发展状况,显示日据初期斋教的发展已比佛教更盛,同时纯粹的僧侣人数相当少,比例甚至不到登录僧侣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左右的僧侣是属于丸井归类中的“长毛僧”与“香华僧”。
殖民中期(1915C.E.-1930C.E.)经历一连串的抗日事件之后,甲仙埔、大丘园、蚊仔脚等地又爆发了由余清芳、江定、罗俊等人所领导的大规模武装抗日事件,台湾人民被杀害不计其数,被捕两千人,被判死刑的多达八百六十六人。抗日分子以西来庵为连络中心,所以此事件又称作“西来庵事件”。日本政府在此事件后,代表清廷或官方的寺庙,不是被改为他用,即是遭到拆除的命运。民间的寺庙则在都市改正计画下,或利用建筑失修危险等为借口,而惨遭损毁、破坏及被强占的命运。寺庙在当时,经常为交战中的军队占用。 虽然日本政府规定军队不得滥为损害旧惯,也不可以破毁神像,散乱神器等行为,但是对寺院的负责人来说,在日本占领之际,不知道自己的寺院会沦为何种命运,于是想到借日本佛教界的庇护,以求平安,才会纷纷加盟附属的日本佛教之下,避免自身遭受极大浩劫。 例如:台南成立了“爱国佛教会台南斋心社宗教联合会”,加入的斋堂达十四个之多。在〈临合约束章程〉中,除强调守法、纳税、不参加教外结党或让不轨之徒入会外,特别规定各斋堂要建立个人档案,详细登录个人资料,以备稽查,台湾的斋教从此转趋保守,斋友转而接触佛教,甚至出家,形成一种自然而且普遍的融合现象。
殖民末期(1931C.E.-1945C.E.)时,民国26年七七事变以后,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日本政府对台湾的统治也因为战争而更加严厉,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皇民化运动”,再加上发动太平洋战争,在一切支援前线口号下,物质缺乏,商业不振,市面一片萧条,更遑论支持庙宇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台湾地区原有的寺庙除了继续求助于日本佛教各宗派的保护外,其它的寺庙、斋堂也必须改为神社。像是观音山凌云寺、台南开元寺、高雄超峰寺均纳入日本的临济宗系统,而基隆灵泉寺、苗栗法云寺、狮头山元光寺与中坜圆光寺也纳入日本的曹洞宗系统。也就是说,这种日化宗教的政策,使得台湾佛教在表面上已经是完全的日本化──将原先由大陆福建传来的中国佛教的制仪、规章完全地摧毁殆尽。
日本殖民时代台湾佛教之特色如下:
    (一) 由于日本来台的各宗传教人员,对佛教教育颇为重视,大正6年先后曾在台湾设立了曹洞宗台湾中学林(即今之泰北中学)、临济宗镇南学林、净土宗台南商业学院等校,大正10年的南瀛佛教会,以及附设在各寺院的教育机构,因此,培育出不少台湾本土的佛学人才。加上日本政府“皇民化运动”的“寺庙整理”政策,规定,每一佛教寺院必须派出僧侣一人,至日本或到台湾的佛教中学林进修,若干赴日本留学回国的弘法人员,也对佛学的弘扬颇为致力,因此,这一时期台湾弘法人员及佛教徒的信仰、教育水准,远非清代可比。 这一做法把台湾佛教的日本化或现代化工作更往下发展,假以时日,台湾佛教必然全盘日本化。

    (二) 殖民时期日本式的佛教学派输入台湾,依据昭和1969年版的《佛教大年鉴》 所载,日据时代的日本佛教宗派,有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曹洞宗、净土宗、日莲宗、临济宗妙心寺派、与高野山真言宗等随日军、日侨传入台湾,从事慰问及布教的工作,并各自分别设立布教所及寺院。

   (三) 台湾佛教初期所建立之五大宗派,继续培养嗣法的弟子,代代相传,辗转在台湾各地成立甚多寺院,形成了日据时代汉传佛教在台湾的传播网,五大宗派分别加盟临济、曹洞系统,加上日本佛教其他宗派,在日本佛教道场的领导下,一方面教授日文和佛法,一方面也在经济上和组织上相互支援,它们在各地区的影响力,到2000年代的今天,仍然隐约可见。

    (四) 依据《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可以知道殖民初期台湾尚无传法授戒的道场,台湾僧侣想取得僧侣的身分,只有选择到鼓山去受戒。不用说,这些到鼓山去受戒而回台湾的僧侣,其身分地位自然与众不同,除了较易取得社会大众的信赖之外,也是能身居住持地位的保证。 直到殖民中期,台湾僧侣受了日式教育,僧侣的素质渐渐提升了,这也促使台湾佛教逐渐有能力举办传戒大会。大正8年(1919C.E.)11月台南开元寺开四众戒大会,传戒大和尚:传芳和尚,字清源,号布闻。 这也是台湾佛教朝向独立自主的第一步。

    (五) 大正8年3月出版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对台湾佛教界有斋姑 (即菜姑) 无尼僧存在的情形,作了如上的报告。据此报告,可以知道大正7年底以前,台湾纵有带发修行的菜姑,但却无落发受具足戒的尼僧,应该是史实吧!在此值得注目的是如此的现象,闽南也是相同。 不过到了大正8年11月台湾方面有了改变,根据大正8年《开元寺同戒录》可以发现当时受戒者有比丘八十四位,比丘尼七十九位,由此可知西元1919年台湾佛教界已出现了比丘尼。接来西元1923年观音山凌云禅寺传戒时,比丘八十三位、比丘尼五十八位。西元1924年鼓山涌泉寺传戒时,比丘八位、比丘尼五十位。西元1934年开元寺传戒时,比丘三十一位、比丘尼八十三位。西元1940年灵泉寺传戒时,比丘十六位、比丘尼四十一位。从以上的数据来看,台湾尼僧的成长速度非常快,直到现在成为佛教界比丘尼最多的国家,当时三座尼僧的道场,它们是大岗山的龙湖庵、台中后里的毗卢禅寺及台北石壁湖山的圆通禅寺。

    (六) 斋教融入佛教:即大正五年顷,曹洞宗台湾别院主大石坚童和斋教天派领袖黄玉阶,月眉山灵泉寺住持江善慧和尚,观音山凌云寺住持沈本圆等磋商,以全岛寺院及斋堂各代表者并官民有志者加盟,创立“台湾佛教青年会”后来的“曹洞宗台湾中学林”,即“台湾佛教青年会”所属事业之一 。这个首次结合台湾佛教与斋教的组织,实际上却是一项非预期的结果,原因为大正五年时台湾总督府为纪念台湾始政二十周年,及总督府新厅舍落成,而开办“台湾劝业共进会”,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事业。当时基督教已申请许可设立临时传道所,佛教界闻知此举,认为也有开设临时“佛教大讲演会”的必要。而这场为期四十天的讲演会,几乎出动了全台主要的佛教、斋教人士轮流讲演,与基督教展开激烈的斗法。 大正九年( 1920CE)三月十四日结合全岛斋教代表120名成立“佛教龙华会”的组织。 大正十年四月四日,全台僧侣、斋友代表六十多人于艋舺龙山寺前艋舺俱乐部,举行创立总会及开会式,定名“南瀛佛教会”,正式成为全台佛教总机构。

四、台湾光复后之台湾佛教
(一) 中国佛教大量传入
 根据《台湾佛教》月刊所载,截至1947年止,僧寺一百五十余,尼寺一百余,斋堂二百五十余,共五百余。僧尼三千余,在家之优婆塞、优婆夷三万余。中国大陆佛教于民国38年(1949C.E.)先后随著政府撤退大量传入台湾,由于宪法明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故日据时期被日方占用的庙产,均全部退回,日本佛教势力撤离,以新传入的大陆汉传佛教为主体,台湾佛教于是经历了另一次的转折。来台的法师承继了大陆各名山诸法脉,其中弘演法脉最广的有印顺长老、东初老和尚、广钦老和尚、章嘉乎图克荼、道源法师、慈航法师、乐观法师、白圣长老、斌宗法师、显明法师、南亭老和尚、悟明长老、妙莲长老、超尘长老、了中法师、晓云法师、圣博法师、圣严法师、星云法师、白云禅师、戒德法师、忏云法师等。
 另有”果子师”广钦老和尚,承继承天古寺烟火,广弘净土法门,已被法界佛教总会列入佛祖道影最后一祖师佛 。其弟子有承天禅寺、广承岩寺传斌法师、六龟乡妙通寺传闻法师、花莲寿丰和南寺传庆法师、台北慕钦讲堂传顗法师等都是发扬广钦祖师禅净不二门的大师。
台湾佛教在大陆来台的第一代祖师们的弘扬以后,二代中壮者有,成一法师、净良法师、法智法师、证严法师、圆宗法师、宏印法师、宏荣法师、本觉法师、本静法师、明定法师、净空法师......等佛教中坚代表,担负著承先启后的责任。
民国76年(1987C.E.)国民政府宣布废除戒严令,台湾政治正式进入民主体制时期,外来佛教先后进入台湾,日本的新兴宗教、西藏佛教的四大教派,大规模地在台湾弘传。南传佛教也来台湾教授修持方法,甚至于在台湾设立分支道场。

    (二) 台湾本土佛教
台湾本土佛教日据时代五大法脉,持续发展。月眉山灵泉寺,自善慧老和尚(1881-1945)开山以来,其法系为鼓山涌泉山及普陀山法雨前寺法脉,月眉山灵泉寺早期曾办理数次传戒大会。观音山凌云寺自本圆法师(1881-1947)开山以来,以五台山峨眉寺为法脉。苗栗大湖观音山法云寺自妙果老和尚(1883-1963)开山后,恭迎恩师觉力老和尚 (1881-1933)晋山住持以后,承继鼓山涌泉寺万善禅师的心法。台南开元寺光复后高证光事件,让政治事件影响了开元寺的发展,之后悟慈法师的中兴及菩妙法师在高雄元亨寺之发展,亦广传法脉。另义敏法师(1875-1947)、永定法师(1877-1939)师徒挥别开元寺,建于高雄县阿莲乡超峰寺之法脉,光复后持续发展。光复后这五大法脉之发展逐渐衰微,尚存一些地方性及区域性之影响力,其发展被四大佛教势力逐渐超过了。
四大佛教势力的形成:证严法师主持的慈济功德会、星云法师主持的佛光山、圣严法师主持的法鼓山、与惟觉法师主持的中台山。这四大团体虽然各具特色,发展的路线也不尽相同,但却具有一项共通的特质,亦即它们的事业发展都是遍及全台,而且延伸到国际。其他亦拥有较多僧众之寺院有:千佛山菩提寺、灵鹫山佛教教团、新竹县凤山寺、埔里灵岩山寺、嘉义义德寺、嘉义香光尼寺、台南县大仙寺、高雄元亨寺、高雄县阿莲乡超峰寺等。斋教徒转信佛教者为数不少,亦有转入一贯道、民间信仰及居士团体。

    (三) 佛教团体
 中国佛教总会迁台后,于1952年举行改选,并且通知台湾省佛教分会,于各县市成立支会,各地区的寺院均全部加入支会组织,成为团体会员,个人则成为个人会员。亦即以中国佛教会为首,下分为台湾省分会与台湾各县市支会,成三级制的组织体系。但是由于各支会下的各个寺院财产、活动都相当独立,支会所发挥的协调功能并不大;而佛教总会在实质上也没有多大的权限,各寺院除了传戒及重大事件或活动才向总会报备外,基本上总会的组织联系与整合力很小。不过因为这段时期教界与政府时有紧张之关系发生,教界也急待重建工作,因此教会组织内部仍能一致对外,直到1970年之后,内部才逐渐产生分歧的现象。
大陆佛教之主流地位的确定,可从下列现象看出来。中国佛教会是全国最高的佛教组织,是由国民党支持的宗教团体,负责人绝大多数是大陆系的,对台湾佛教的发展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尽管其中的理监事及省市分会的干部成员,也有若干名属于传统台湾的佛教系统。民国四十二年中国佛教会在台南县大仙寺举行光复后首度三坛大戒法会,自此以后,每年举办一次,佛光山也于民国六十六年开始办理,之后法鼓山农禅寺及台湾各大寺庙等也办理 ,迄1993年才演变成每年多次。受过三坛大戒的出家人,才是中国佛教会正式承认的出家比丘或比丘尼。每年一度的三坛大戒法会,将清代以来大陆宝华山的传戒规范移植到台湾来,也给台湾佛教树立一坚定不移的佛教准绳,也为中国佛教在台湾确立了主导的标帜。
 台湾解严后,中国佛教会的主导力量骤衰,影响力大不如前,以三坛大戒的传戒法会为例,解严前须由该会核准始能举办,而且全台湾在一年之中仅能举办一次,但在解严后,这一成规已不再有约束力。加上佛教类的人民团体陆续地获准成立,像是国际佛光会、中华文化汉藏学会、中国佛教青年会、中华佛教居士会、中华民国现代佛学会、中华民国宗教教育协会、中华五眼护盲协会、中华慧炬佛学会、中华佛教传布协会、中华佛寺协会、中华佛教僧伽会、中华民国关怀生命协会、中华佛教护僧协会、中华佛教同修会、中华佛教止贡噶举协会、中华悲愿佛学会、中华民国佛教华严协会、台北市圆通功德协会等相继的成立,乃使中国佛教会成为众多佛教团体中的一个。已经全无戒严时期那种犹如“佛教的中央政府”的气势与权力。戒严时期以该会为台湾佛教之主导机构的情势已告彻底瓦解。
根据中国佛教会的统计,截至国七十八年底,台湾地区共约有四十八万五千六百名佛教人口,四千零一十一所寺院,和近八千九百零五位僧尼。不过,以受戒的人数和近年来短期出家、八关斋戒、禅修共修的人数相较下,当代台湾佛教的发展,在家众数目的成长较出家众更为凸出。换言之,“居士佛教”逐渐兴盛,甚至于超越了传统以出家众为主体的“僧团佛教”,而成为另外一股发展的主流。 居士弘法者有在台同创“中国佛教会”的李子宽居士 、论唯识的杨白衣居士,台中弘净土的李炳南居士,生于民前十九年,依止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于己丑年创建台中佛教莲社,弘扬净土法门数十年,于九十七岁往生,成效最广。其次以周邦道老居士生于民前十四年,三十九岁起即护法,亦弘净土法门,于九十三岁舍报往生 。另外有以维犘诘居士为志的李謇老居士,于民国五十八年创中华佛教居士会以布教 。又原居士会常务理事台大叶阿月教授,于民国八十二年十二月以其一生教育所积蓄成立净法界善友文教基金会,免费教授佛学及唯识思想等,热心弘扬佛法。

    (四) 台湾佛教之教育与文化
台湾自光复之初,最先提倡办僧教育的,是慈航法师,继慈航法师之后的,有大醒法师,在新竹灵隐寺办了一个短期讲习会。当印顺法师到了台湾的新竹之后,创办福严精舍,又于壹同寺办了女众学院,灵隐寺办了两届初级佛学院。之后出现了台中宝觉寺佛学院及慈明寺佛学院、台南开元寺佛学院、基隆灵泉寺佛学院、台中南普陀佛学院。另白圣法师于台北十普寺办了两届男女兼收的初级佛学院,以及临济寺的男众初高级佛学院。此外有南亭法师于台中佛教会馆办了两届女众佛学院,道源及真华两位法师先后挂名在屏东东山寺办了女众佛学院,嘉义天龙寺也办了一届佛学院,星云法师于高雄寿山寺办了高级女众佛学院,悟明法师于台北办了海明佛学院,台南的赤山也办了初级女众佛学院,净心法师于高雄办了初级的沙弥佛学院,还有台中灵山寺也办过佛学院。之后,台北慧日讲堂创办了高级的男女兼收的太虚佛学院。一般的师资水准都很低,有的学院老师及学生连国语都不会,而用台语授课,有的学院录取学生的标准,仅能写出自己的姓名就可。所以,大多于三年毕业之时,无何优异的成绩可观。
解严后,佛教文化水准的大幅度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像佛教电视台的设立、佛教大学的陆续兴办,国际佛学会议的经常举行,以及大型佛学辞典的陆续出版等现象,都是前此所罕见的。目前台湾已经成立的佛教大学有︰晓云法师倡办的华梵人文科技学院、证严法师倡办的慈济医学院及护理专校、星云法师倡办的南华管理学院、了中法师倡办的玄奘大学,以及兴办中的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圣严法师倡办)。有线电视台则有大爱(慈济)、佛光与法界卫星等台。至于国际会议则每年都有若干场。篇幅较大的佛学辞典,也有《佛光大辞典》(八册,七百万字)、《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十册,一千万字)、《佛教哲学大辞典》(一册,三百二十万字)、《佛教思想大辞典》(一册,一百万字)四种。以佛法的象征─〈大藏经〉的流通为例,就可看出佛书在台湾是如何的普及。此外,大规模佛教丛书的编印,也是近几十年佛教界的盛事。
 
五、二十一世纪台湾佛教大融合
从光复以来至今,台湾佛教融入了汉传、藏传、南传与日本佛教四大系,戒严结束之后,日本新兴佛教宗派、藏传佛教,与南传佛教更大量输入,本土的新兴宗派也此起彼落地形成。例如本土的新兴宗派︰现代禅等派;日本的新兴宗教︰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灵友会等派;西藏佛教的四大教派也都正式地(即向内政部登记、申办立案)、大规模地在台湾弘传。南传佛教也经常有名师自泰国、缅甸等地来台湾教授修持方法,甚至于在台湾设立分支道场。当代台湾佛教包含有流传于亚洲各地的四大系佛教,这四系之中,势力最大的仍然是汉传一系。近年来在台湾佛教文化界颇为风行的《世界佛教通讯录》  一书,内容的主要部分即为台湾佛教寺院名录。依该书1996年的第十三版所收,加上1997年版的同性质的另一书《中华佛教寺院通讯录》  所载,台湾的佛教弘法处所共有2299处。其中,主要包含汉传与藏传二系的寺院。至于日本佛教及南传佛教道场则未在收录之列。不过,即使将日本与南传二系也计算在内,粗略地估算,汉传寺院在全台湾所占的比例,仍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汉传佛教寺院在台湾大约有二千二百座。
非主流的藏传、南传与日本佛教,虽然发展情势远不如汉传佛教之盛,但是在解严后也快速地崛起之中。藏传佛教在台湾光复后开始传入台湾,但是这一时期的弘法者大多系汉族上师。其中以屈映光、吴润江、申书文、刘锐之等人较有成绩。当时的蒙、藏族上师以章嘉、甘珠、格赖达吉、明珠等人较为知名。不过前二位早逝,后二位的弘法活动也不如汉族上师之为世所知。大约在1980年之后,多位藏族名师陆续自尼泊尔、印度、锡金等地来台,或短期传法、或设立精舍,加上这时期有旅美藏密修行者陈健民的著作集《曲肱斋丛书》在台湾大量流传,藏传佛教在台湾乃引起一阵传播热潮。目前在台湾各地,大约有八、九十处弘法处所,其中,属于宁玛、噶举二派的较多,格鲁派居第三位,萨迦派最少。
  南传佛教在台湾的传播重点,是教义与修持方法的弘扬,并不是道场的建立。这一系教法传入台湾的年代也相当晚,大约在1970年代,台湾书商开始影印日译本的《南传大藏经》,若干入门性的南传佛教典籍也逐渐流传于坊间。进入1980年代之后,南传佛法开始较频繁地流传于佛教徒之间。1990年代之后,尤为普及。泰国阿迦曼尊者的修行经历、佛使与阿姜查的教法、居住在缅甸的印度人葛印卡所提倡的“十日禅”、以及缅甸名师马哈希、乌巴庆、帕奥等人的传记或修持法,都在台湾佛教界广泛地流传。在文献方面,南传修持法(大体以四念处法门为主)的著述也有多种被译为中文,已故的大陆学者叶均所译的南传名著《清净道论》也有多处佛学院或道场以之为授课的教材。高雄元亨寺更鸠巨资译出《南传大藏经》中文本行世,这对一向偏重北传佛典的中国佛教徒而言,历史意义是相当显著的。
日本佛教虽然在日据时代曾经大量传来,但是光复后又全部销声匿迹。1977年中华佛教居士会与日本新兴宗教灵友会缔结为姊妹会,这是光复后台湾佛教与日本宗教正式交流的第一步。此后,日本新兴宗教陆续入台。其中,由佛教演化而成的教团除了前述的灵友会之外,另有创价学会、本门佛立宗、立正佼成会、阿含宗、真如苑、净土真宗亲鸾会等团体;而传统的日本宗派也有净土真宗、真言宗、日莲正宗等宗先后在台湾成立宗教结社,从事弘法工作。
 当前台湾的佛教也出现由本土性朝向世界性发展的态势,台湾似乎已是世界所瞩目的佛教中心。像是佛光山、 慈济、法鼓山与中台山都相继在全球各地建立分会、协会、或道场系统。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国际化”的态势还是只限于若干规模庞大的佛教团体。 因为,一方面唯有这些佛教团体才拥有可观的资源, 可以从事国际性的交流活动(像是法鼓山、 佛光山分别主办的“国际佛学会议”), 或者具有向外救援的能力(最明显的例子是慈济功德会的国际救援事迹)。 当然,另外一方面,这些佛教团体也都是建基于个人性的崇信, 致使组织本身的扩散极为快速,而形成一种良性的相乘效应。 连带地,组织势力的壮大, 也促使它们采取非正式的方式,来突破现有台湾国际处境的限制。 像是“国际佛光会”的成立,遍及世界各地,并且申请加入“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会员,以便能参与国际间的交流。或者像是“世界佛教僧伽会”、“世界佛教华僧会”、 “世界佛教友谊会”以及“世界佛教徒大会”等等国际性的活动都在台举办, 都充分展现出台湾佛教某种程度的力量。 证严法师其慈济工作亦传布海内外,在花莲创有慈济医院、慈济护专、及医学院等,完全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融入当今的中国大乘佛教中,同时也把这一理念,经由慈济功德会传播到世界各地。

六、台湾佛教之多元特色
    (一) 政权改变下之“多元化”佛教
台湾佛教发展主要以“民俗佛教化”、“闽南化”、“斋教化”、“日本化”、“大陆汉传佛教化”及“国际化”为主要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固有很多,但是最显著的原因,当然是朝代更换政治力量的介入。清代的台湾佛教属于萌芽期,这时以民俗佛教与斋教为主流。日据时代日本佛教及闽南佛教之输入,则显然与统治者之改易有关。光复后日本佛教之撤离与大陆汉传佛教成为台湾佛教的主流,也明显地是政治力量介入使然。解严之后的百花齐放局面,使各国佛教输入,让本土佛教国际化,则是政治控制力之骤然消失所致。如果今后的台湾,政治力量能够持续地不再介入宗教发展领域,则佛教的生态,必将成为自由竞争的局面。在教义体系、修持内容、社会影响力、群众基础及财力物力等条件都能居上风者,自然能逐渐成为台湾佛教的主流。否则,由于不适应而被历史淘汰的可能性当然也是存在的。
(二) “国际化”佛教之交流平台
早期输入之民俗佛教与斋教,经过改变而生根成台湾本土佛教,几百年来融入汉传、藏传、南传与日本佛教四大系佛教,台湾本土佛教逐渐的确立,台湾本土佛教内涵的充实和水准的提升,由台湾佛教的不少道场,纷纷在海外建立分会或分院,使得台湾佛教逐渐具有国际的影响力。这些海外的发展在弘法方面,主要是以华人为弘法对象;在救助方面,仍以经济方面占大多数。惟在确立台湾佛教的同时,应培养国际弘法僧才,才能在国际上输出本土的经验和特色,以平衡输入外来色彩过浓的偏颇现象,亦应是当代台湾佛教国际化平衡的重要课题。
1. 国际比丘尼中心
光复初期全省寺院斋堂多约千所,其数目竟然超过正式僧尼数量,但多数寺院与民间信仰混杂,含有浓厚的神道色彩,或属斋教的龙华派,信众亦神佛不分,少有纯粹佛教信仰之认识。僧尼中男众人数极少,且僧尼之教育皆非常缺乏,佛教文化之发展及教育僧才更谈不上。日据时代及光复后,佛教之文化及教育提升,使得大批之斋姑经由出家而成比丘尼,由几次的三坛大戒可发现,比丘尼之数量逐年增加,并已超过比丘数量甚多。1998年更由佛光山输出到印度菩提伽耶,复兴南传及藏传比丘尼法脉。当今比丘尼除了量增加外,一般教育文化质量也提升,使得台湾比丘尼确立于国际领导地位。
2. 国际素食文化中心
 台湾佛教虽然融合四大系佛教,势力最大的仍然是汉传一系,所以素食成为主流,台湾社会更为素食与否,设定为慈悲心多寡的判断标准,百年来斋教持斋茹素及汉传佛教本有吃素习惯,加上部分斋教融入一贯道,一贯道开启素食餐厅之经营,使得台湾社会吃素之环境日增,经营者用心开发素食材料,让素食餐厅财源大开,素食店到处皆可找到,甚至经营到世界各地,台湾地区成为国际有名之素食文化中心。

七、结论
台湾佛教的发展史是与社会、政治、贸易、文化、移民有密切之关系,台湾佛教由于土地与中国福建最近,明末清初跟随著政府、商人、移民,自中国福建传来,最早传入的是中国的大乘佛教与民俗佛教。但是,由于被日本占据五十年来,也受日本佛教所影向,依据《日本佛教宗派事典》各派记事说明,日本佛教传入天台法华、净土真宗、日莲宗、净土宗、曹洞、临济、及高野山真言宗思想,故也被融入台湾佛教之中。光复后又受大陆许多僧众来台,而传播了中国清末普遍流传的禅、净、密、律思想。解严开放宗教后再传入藏教、南传佛教、及新兴日本佛教。早期台湾佛教经多次的改变与融合,配合台湾经济起飞,加上教育文化水准提升,社会的认可与护持,使得台湾佛教随著时代进步而国际化,成为佛教重要国家。
然而,当前弘法利生工作,必须一代接一代,佛教教育至为重要,所以提倡学术研究,建立佛学院、佛研所,又宗教也是一门专门学识,外国都有宗教科系,今后政府宜将宗教教育纳入正式教育制度,并授予国家学位,从“解”门提升佛教人文素质实为首要之务,以鼓励与维护正法的弘传。宗教是追求真理,而不同于一般对世人的规范,不过宜有行政上的规范,诸如内政部对新宗教的许可、或宗教社财团法人的许可登记,应先召开宗教会议或先征得相关宗教的意见,以避免怪力乱神之诈骗,以维护正法的流传,宗教法的通过是所恳切的期待之次要之务。
 未来台湾佛教应提倡原始佛教、禅宗、净宗、密宗、律宗之修行与实践,重视“行”门的内容,祈望重量级之宗师再现,以广化群伦。另提倡台湾佛教文化活动与教义推广国际化,包括向众人乃至欧美弘法等。最后,台湾佛教仍需实施慈善、布施、社会关怀等宗教事业,以祈人伦、社会安详,国泰民安,世界和平无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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