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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佛教的历史特点与现状刍议——李德成

2011年08月03日 14:14:00 佛教在线 点击:0

     严格说来,从语系上划分,佛教应有六大语系,即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蒙古语系、满语系和梵语系佛教。其中,蒙古语系佛教脱胎于藏语系佛教。蒙古语系佛教长期以来在蒙古族地区传播和发展,与蒙古族传统信仰和民族文化相结合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史籍多以“蒙古喇嘛教”或“蒙古佛教”相称,似可以“蒙古佛教”之称相规范。

 

一、蒙古佛教的历史特点

蒙古民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民族,历史上不仅以英勇善战著称于世,而且善于将色彩纷呈的世界文化揽于怀中,注重吸收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外族文化为我所用。成吉思汗曾经训令: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对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这个规定曾作为法律的一部分为他的子孙们所遵循。①因此,博收广纳、兼容并蓄曾成为蒙古族统治者对待各种宗教的态度和策略。历史上,除本民族原始信仰萨满教之外,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道家、佛教以及儒家思想等都曾相继涌入蒙古社会。

13世纪初,北方蒙古政权迅速崛起,逐步统一中原, 1234年灭金后,窝阔台汗将原来西夏的辖区及今甘肃、青海部分藏区划为其子阔端的份地,阔端筑宫室于凉州(今甘肃武威),开始了以藏传佛教为桥梁使吐蕃归顺蒙古并最终完成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计划。1247年,有萨迦派第四祖师之称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作为吐蕃的代表人物,携其侄儿八思巴、恰那多吉在凉州与阔端相会。阔端汗下令,在今后的祈愿法会上,基督教教士也里可温和蒙古萨满不能坐在上首,而是由萨班坐于上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②蒙古人第一次将藏传佛教摆到了各种宗教的最高地位。萨班致信西藏各地僧俗领主,请其归顺蒙古。这就是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从而完成了西藏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大业。1260年忽必烈登基伊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兼领总制院,授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1270年升八思巴为“帝师”,又加封为“大宝法王”。从忽必烈开始到元朝灭亡,历代皇帝都选择萨迦派高僧封为帝师。但元代诸帝与藏传佛教上层人物的交往主要出于政治考虑,这时的藏传佛教主要在宫廷和蒙古贵族中传播,并没有传入蒙古族民间,蒙古社会的传统信仰并未因此而改变。

1576年在青海一带活动的蒙古鄂尔多斯部首领库图克彻辰洪台吉劝说其叔祖父土默特部领袖俺达汗信奉藏传佛教,建议邀请藏传佛教中名望较高的格鲁派领袖人物索南嘉措到青海相见。1578年,俺达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会晤,俺达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以示尊重。这便是达赖喇嘛名号的开端,索南嘉措被格鲁派寺院集团确认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剃度了一批蒙藏人士出家为僧,包括蒙古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三部的王族成员在内。同时俺达汗以法律形式禁绝萨满教,推行藏传佛教,蒙古的“十善法典”亦应运而生,从而掀开了蒙古族宗教信仰新的一页。继而,在各部蒙古汗王的支持下,喀尔喀、察哈尔、喀喇沁、和硕特等蒙古诸部相继推行和信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佛教逐步成为蒙古民族的主体信仰。索南嘉措于1588年在内蒙古喀喇沁部吉噶苏台地方圆寂。1592年,蒙古王公与格鲁派上层僧侣共同认定生于蒙古土默特部的俺达汗之孙云丹嘉措为四世达赖喇嘛,他是至今历世达赖喇嘛中唯一的一位蒙古人。云丹嘉措成为四世达赖喇嘛,加速了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民间化、蒙古化进程。此后,蒙古人崇佛敬僧之风日盛,藏传佛教与蒙古族传统文化双向发展,共同作用,逐步完成了藏传佛教蒙古化。

藏传佛教蒙古化与《藏文大藏经》的蒙译密不可分。从元大德年间至清乾隆年间,历经450余年,将藏文大藏经全部译成蒙文,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奉成宗皇帝之命,在萨迦派僧人国师却吉俄色的主持下,以奈塘版的《藏文大藏经》为底本,并参考汉译经典,由藏、蒙、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编译成《蒙文大藏经》,此译今已散佚不存。明万历年间(1573—1619),阿拉坦汗之子僧格都楞汗命锡勒图固什却尔济、阿尤喜固什、却札木苏等人补译部分《甘珠尔》经卷;察哈尔部林丹汗召集贡噶敖斯尔等33位高僧学者会译《甘珠尔》未译部分,于1629年译完、并用金字写成;清康熙年间命和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再次校审《甘珠尔》,编为108卷,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就。乾隆六年至十四年(174l—1749年),奉乾隆皇帝之命,在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主持下,二世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洛桑丹贝尼玛、达赖固什阿格旺丹丕勒、贡布扎布、札萨克喇嘛却音丕勒多尔济、札萨克喇嘛丹僧却德尔、达喇嘛毕力昆达赖,以及由蒙古各地选派来的200余名高僧和学者,经过8年的努力,将225卷《丹珠尔》全部译成蒙文,蒙文大藏经方始完备,流通于蒙古族地区。蒙文大藏经的全部译成和使用,是蒙古语系佛教成熟的标志。

蒙古佛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地方化和民族化的形式,因而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1、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紧密结合,是藏传佛教的蒙古化形式

一个民族的信仰要在另一个民族中产生共鸣,找到生存的土壤,就必须与另一个民族所处的社会相适应,与另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正像佛教吸收藏族传统文化而实现藏族化一样,藏传佛教也融合了蒙古族传统文化而实现了蒙古化。像蒙古族传统信仰萨满教中的祭敖包、祭祀日月星辰、祭火等内容和形式都与藏传佛教融合在一起而成为蒙古佛教的组成部分;使用蒙古语文译经著书,解释经典;结合蒙古语发音方法念诵佛经;融合蒙古族传统建筑形式修建寺院;融合蒙古族服饰文化制衣着装;以蒙古族传统文学为载体传播佛教;融合蒙古族传统工艺塑铸佛像;融合蒙古族传统绘画形式绘制唐卡壁画,等等。总之,在蒙古佛教中无不具有蒙古文化的深刻烙印。可以说,蒙古佛教是藏传佛教的地方化、蒙古化形式。

 

2、传承和发展藏传佛教格鲁派,具有教派单一的特点

藏传佛教在形成的过程中,与当时藏族社会封建领主割据局面相适应,以密教传承为主发展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多种教派。这些教派与世俗封建领主相结合,逐渐使宗教与经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二位一体”化,形成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教派众多是藏传佛教的主要特点之一。与藏传佛教不同,蒙古佛教仅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传承与发展,可以说是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地方化和民族化形式,在广柔的蒙古高原上没有出现各具特点的不同教派。在藏传佛教传入蒙古社会的过程中,萨迦派、觉囊派、噶举派等都曾进入蒙古族地区,但都未能扎根于蒙古社会。16世纪末叶以后,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才真正与蒙古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步完成了蒙古化进程,形成了蒙古佛教。

 

3、显密兼容,具有显密并重的特点

藏传佛教各教派各依其传承及对佛典教理乃至仪轨法门进行不同的诠释,不仅形成了独具特点的各种佛学思想体系,而且各依其密教传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修行法门。宁玛派最具特色的见修体系是大圆满法,萨迦派最独特的教法是被奉为核心教法的“道果”法,或称道果教授,噶举派教义传承中观应成派,最主要教法为“大手印”(或称“大印”)法,格鲁派的教法则是止观双运、悲智并重,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总体而言,藏传佛教是以密宗传承为主的教派。

蒙古佛教是在传承和弘扬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思想体系和修行法门均继承格鲁派衣钵。格鲁派特别注重修习次第,强调先显后密,无显不入道、无密不成佛的修持次第。在见、修、行方面,绍继阿底峡尊者所传龙树的中观应成思想,以自性空和缘起有为正见,即认为一切法,俱是待缘而起,随缘而灭,俱是空无自性;一切法世俗谛有,胜义谛无。其修行方法是止住修、观察修等。因只传承格鲁派教法,故在蒙古族地区没有格鲁派以外的密法传承。又因格鲁派重视先显宗后密宗,故在蒙古族地区显宗学习较为普遍,同时在显宗学习的基础上亦重视密宗的学修。可以说,蒙古佛教具有显密并重的特点。

 

4、历史发展过程中,宗教与政治的相互渗透未能形成控制社会的政治势力,即未能形成统一的“政教合一”制度

历史上,藏传佛教各教派与世俗封建领主相结合,逐渐使宗教与经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二位一体”化,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深深地扎根于藏族社会之中。元朝政府在藏传佛教中尤重萨迦派,通过萨迦派治理西藏地方,使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得以成型和发展。1751年,清廷在西藏废除郡王制,正式建立噶厦地方政府,令驻藏大臣和七世达赖喇嘛共同执掌西藏政务,标志着清朝在西藏地方正式确立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政教合一”是藏传佛教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特点之一。

蒙古佛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政教合一制度。清朝政府为了扶持蒙古地区的佛教,扩大佛教的政治影响,授予蒙古地区一些佛教首领与世俗封建主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地位,批准一些大喇嘛或大寺院的领地建制喇嘛旗。清代蒙古地区曾建有7个喇嘛旗,即内蒙古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喀尔喀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旗、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旗、札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旗、青苏珠克图诺们罕旗、那鲁班禅呼图克图旗,青海的察罕诺们罕旗。喇嘛旗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除军事外,所有宗教事务,领地内的行政、民事、税收、经济等事宜,均由寺庙札萨克大喇嘛主持处理。除此之外,在广柔的蒙古地区却没有形成统一的或强大的政教合一势力。

总之,16世纪末叶藏传佛教扎根于蒙古社会之后,逐步实现了蒙古化,形成了蒙古佛教。蒙古佛教源于藏传佛教,而又有自己的特点。

 

二、蒙古佛教的现状

从16世纪末叶开始到17世纪初叶,是蒙古佛教形成和巩固的历史时期,在此历史时期内,藏传佛教格鲁派完成了蒙古化过程,并被广大的蒙古族地区所普遍接受,佛教扎根于蒙古社会;从17世纪初叶到19世纪中叶,是蒙古佛教上升发展的历史时期,在明清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下,蒙古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在康乾盛世达到顶峰,直到清中期即嘉庆、道光、咸丰年间仍处于鼎盛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蒙古佛教的回落时期,随着清后期国力的衰退和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蒙古佛教的发展态势走向回落;从20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境内的蒙古佛教步入了正常发展或称自然发展的历史时期。

本文仅就内蒙古地区的情况对蒙古佛教的现状进行探讨。蒙古佛教在内蒙古地区40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历经兴衰变化,逐步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蒙古族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一种文化在一个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必然会受到这个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因而,这种文化也必然会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内蒙古地区蒙古佛教逐步呈现出自己的时代特点。

 

1、由超常发展到自觉发展

历史上,蒙古佛教曾成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明清统治者特别是清统治者大力支持和扶植蒙古佛教,造成了内蒙古地区寺院建筑的恶性膨胀和喇嘛队伍的过度泛滥。到清中期,内蒙古地区共有寺庙1800余座,喇嘛约有15万人;清末有寺庙1600余座,喇嘛约10万人,约占男子人口总数的40%到50%。③这种超常发展,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不仅带来了宗教狂热,也造成了社会经济、文化、人口等发展的严重滞后。这种发展是不正常的、非理性的发展,不符合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

历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萧条退缩,蒙古佛教由鼎盛步入回落。这种回落固然具有特定的政治、社会和历史背景,但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倒退。抛开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人为的强制推行,蒙古佛教可以冷静下来,自我调整,逐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探寻自己在社会中的正确定位。这也是必要的自我反省过程。

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自治区政府宣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喇嘛庙产,提倡喇嘛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生产劳动,并宣布废除寺院中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解放初,内蒙古有喇嘛约6万余人,约占蒙古族人口的8%左右。④到1961年左右,全区喇嘛人数为17000多人,寺庙500多座。⑤到1984年,全区喇嘛为5000余人。⑥目前,全区依法登记的寺庙163座,住寺僧尼3800多人,其中转世活佛14人。⑦

从文化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在稳定安宁的文化语境中,寺院和僧人数量的渐退过程,更是文化质量的渐进过程。社会需要往往决定着社会创造,当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来临的时候,社会选择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信仰需要决定了信仰发展。从社会背景的视角看问题,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是宗教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社会主义社会为蒙古佛教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废除寺院中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正本清源,恢复了佛教清净纯洁的本来面目,使佛教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信教群众真正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信教与不信教已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出家为僧也成为个人自愿的事情;政府既不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也不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宗教获得自然发展空间。从民族性格的视角看问题,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蒙古民族也会拓宽自己的视野,开拓新的领域;蒙古族在信仰方面有开放包容的历史传统,伴随全民教育程度的提高,各种信仰思想都会纷至沓来,加之佛教信仰历史较短,未能形成像藏族社会那样根深蒂固的深厚积淀,也造就了蒙古族社会拿得起、放得下的信仰行为。因此,尽管寺院和僧人人数落差巨大,蒙古佛教确实进入了自觉发展阶段,这是一种正常的、理性的自然发展,符合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前蒙古佛教的僧人可以自由地讲经说法、学经著书、举行各种佛事活动,信教群众可以自由地去寺庙、佛教名山及圣地朝拜,可自由转经、斋僧布施、诵经、参加各种佛事活动。目前全区现有的寺庙和僧尼数量,基本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体现了佛教自觉发展的客观要求。

 

2、信仰功能的弱化和文化功能的增强

历史上,在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蒙古佛教超常发展,造就了信仰狂热或信仰痴迷。从16世纪末佛教扎根蒙古社会开始,蒙古族崇佛之风愈演愈烈,崇佛敬僧变成了蒙古族群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佛像,蒙古人“饮食必祭,出入必拜”,“无论男女老少,亦往往手持念珠而不释也。” ⑧正所谓“奉神佛,皈黄经,性本仁慈,欲度众生;尘不染,物不侵,一心超世把天登。”⑨佛教信仰狂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今时代,蒙古佛教已由超常发展阶段发展到自觉发展阶段,蒙古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已不再表现为狂热和盲从,而是变得更加理性和实际。寺院和僧人数量的大大减少,也标志着信仰狂热成为过去。尽管蒙古佛教的宗教活动仍在正常举行,但大规模的开放的宗教活动,如宗教节日,佛像、佛塔、寺院的开光,活佛坐床仪式,住持升座等活动都多与当地的民俗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如民间歌舞表演,民俗文化展示,民族传统体育竞技等,都成为宗教活动的一部分,或者借助宗教活动同时进行,有的还借助宗教活动举办综合性的文化庙会,甚至有的寺院以举办综合性的文化庙会作为自己最独特、最大规模的宗教活动来吸引群众参加,证明了蒙古佛教文化功能的大大增强。这便是当今蒙古佛教文化化的发展趋向。

三、蒙古佛教的发展走向

当今的世界,全球经济文化大融合越来越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经济全球化必然促进文化全球化,各种文化、各种宗教之间的交往增多,碰撞加剧,在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的同时,也促使其互相学习,相互借鉴,改造充实,融合发展。宗教与其它文化呈现出整合、融通的趋势,以应对时代及多元文化的挑战。

应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蒙古佛教正处在创新发展的十字路口上,不破不立,不进则退。对于蒙古佛教的发展走向,不惴冒昧,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1、通俗化

与时俱进,佛法常新。当前,藏传佛教界正在兴起教义阐释工作,即对藏传佛教教义教规做出符合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要求的当代阐释,这是佛教自身传承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必然选择,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蒙古佛教应该在教义阐释方面有更大作为。佛教通俗化应该是教义阐释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要在保持佛教基本教义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仅要弘扬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促进蒙古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且还要使玄秘深奥的佛教教义变得通俗易懂,使复杂神秘的宗教仪轨变得简单明了,易于被信教群众接受、学习、掌握和实践。

在通俗化方面,蒙古佛教可以借鉴日本佛教界的某些做法。1998年笔者曾随一佛教代表团到日本访问,与日本佛教界交流,感受颇多。

日本佛教界人士认为,要使佛教发挥作用、使佛教思想深入群众,就必须使佛教通俗化。因此,他们也在探讨如何使佛教的深奥经典变得通俗易懂;如何将佛教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融入社会之中。

受世俗化影响,日本寺院举行的佛事仪式已很简单,多为集体诵经,用时亦不很长,难见大规模的灯供、茶饭供施等。但宗教生活的简单化并没有淡化宗教感情,宗教仪式虽然简单却不失严谨。从表情上可以看出,僧人诵经时十分严肃、认真,且激情四溢。他们强调自己诵经并不是给别人看的,即使无人在场,也应该身心专注,因为这是一种修行方式。                                                                                                                                                                                                                                                                                                                                   

2、学术化

蒙古佛教要走学术化之路,大兴学习、研究之风,以客观态度对传统佛学进行系统整理和现代解读,兴利除弊,开拓创新,既要努力弘扬佛教服务社会、利国利民的优良传统,又要积极探索符合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要求的发展之路,以促进自身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如日本佛教即有学术型佛教之称,研究之风很盛,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既是寺院住持,又是大学教授或是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学术界具有很大影响。日本的佛教大学很多,如大谷大学、龙谷大学、立正大学、爱知学院大学、同朋大学、大正大学等都是日本国内著名学府。佛教大学除设有佛学专科外,一般都设有佛教研究机构,出版佛教刊物和著作。另外,佛教内各宗派一般也设有自己的研究和出版机构,为佛教界人士工作和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蒙古佛教要走学术化之路还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宗教人才,尤其要特别注重对青年僧人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的培养。

像日本佛教界,僧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尤其是青年一代僧人更为明显,很多人已经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也不乏出国留学获得学位者。当年这些受过正规教育的青年僧人目前已成为日本佛教的中间力量,领导日本佛教的未来,他们会比前辈更加务实,学术化程度更高,在佛教与社会相适应方面也会更加有所作为。

3、文化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因此,宗教本身既有信仰功能,也有文化功能。本文所谓的宗教文化化,即指宗教本身相对于信仰功能而言文化功能的相对增强。文化化既不同于民间化,也不同于民俗化。蒙古佛教的文化化,一方面,要注重吸收人类多元文化的文明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另一方面,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还是从内涵到外延,均需增强文化意蕴,既要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需要,又要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使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们都能共享蒙古佛教的文明成果。

藏传佛教在元代初传北京之时,帝师八思巴等藏传佛教界高僧,为向京城百姓展示和宣传藏传佛教,争取信众,创立了独特的游皇城和金牌大佛游城等集佛事、文化诸种方式为一体的综合活动,成为当时北京一年一度的盛大节庆活动,并演变成为当时北京的一种藏传佛教庙会形式,对后世北京庙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文化需要现代文化去提升,现代文化需要传统文化去调适,二者和谐共振才能奏出时代强音。蒙古佛教可以尝试在诸如金刚驱魔法舞、庙会、腊八舍粥等活动方面增强文化含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弘扬平安、吉祥、幸福、互助等传统意蕴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健康、文明、时尚、和谐等文化内容,既适应社会需要,为更多群众所共享,又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为丰富中华文化做出贡献。

蒙古佛教界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创新发展模式,对教义教规做出符合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要求的当代阐释,走通俗化、学术化、文化化之路,努力打造一个特色鲜明、秀外慧中、和谐包容、文明进步的蒙古佛教新形象。

 

 

 

                                         

①、参考(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宵注《出使蒙古记》第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

②、参考王辅仁  陈庆英编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第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③、参见德勒格编著《内蒙古喇嘛教史》第152页、15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④、参考《内蒙古喇嘛教史》第733页。

⑤、参考同上,第761页、762页。

⑥、同上,第779页。

⑦、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资料。

⑧、参考(明)萧大亨《夷俗记·崇佛》。

⑨、黄奋生主编《蒙藏新志》下册第1083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3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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