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代藏传佛教研究——尕藏加

（资料图）

本文对20世纪以来在清代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作了综述，尤其在清代藏传佛教政策、活佛转世与“金瓶掣签”制度、清代大活佛世系传承和格鲁派在内地及蒙古地区兴盛等专题方面问世的论著进行了重点考察和全面评论。首先，肯定了不少成果引文准确、论证严密、分析精到、结论合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次，提出了以往清代藏传佛教研究中尚有许多不足之处，特别在清代藏传佛教的派系传承、典籍教义、寺院制度和僧伽教育等薄弱环节，亟待加强研究，填补学术空白。

20世纪以来，在清代藏传佛教研究方面，国内外已问世了不少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几十本著作和三百多篇论文。就一个世纪的研究状况而言，在国外主要有英、法、德、美、意大利、前苏联和日本等几个发达国家。可以说，这些国家虽然在藏学研究领域一直十分活跃，发表或出版了大量藏学论著，但在清代藏传佛教方面却很少有人从整体上深入系统地研究，故在这方面成果不多；相对来说，在国内对清代藏传佛教研究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占领先地位。从总体上看，涉及清代藏传佛教的研究性成果，在数量上不算匮乏，但由于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其中重复性成果所占比例很高。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清代藏传佛教政策、活佛转世与“金瓶掣签”制度、清代大活佛世系传承、格鲁派在内地及蒙古地区兴盛等几个专题方面。

一、清代藏传佛教政策研究

在清代藏传佛教政策研究方面，国内外诸论著中首推张羽新的《清政府与喇嘛教》[1]，该书是一部专门研究清代藏传佛教政策方面的力作，作者在搜集整理大量第一手汉文资料的基础上，对清代藏传佛教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同时阐明了清政府对藏传佛教一方面尊崇与扶植、一方面又加以管理和限制的情况，并分析了清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产生的历史性影响。书后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收录从清太祖至嘉庆帝的近二百年间与西藏和藏传佛教有关的碑文140件，为研究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于本源的《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一书[2]第六章第三节阐述了清王朝的藏传佛教思想与政策；张声作主编的《宗教与民族》一书[3]第十二章第二节以清帝眼中的喇嘛教、“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对西藏地区的宗教管理、清政府藏传佛教政策的历史作用四个方面概述了清政府的藏传佛教政策。

东嘎洛桑赤列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4]，是一部用藏文撰写的著作，曾在国内外藏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作者在占有各类珍贵藏文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主要论述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历史过程，并阐明了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该书虽不算专论清代藏传佛教政策的专著，但书中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了格鲁派与清王朝的交往和关系。

在国外主要有（意）伯戴克的《十八世纪初期的中原与西藏》[5]，全书共十五章，在引用《清实录》和藏文史料外，还大量使用当时在西藏的传教士的书信和遗稿等，并以西藏政教事务中发生的几次大事件为主线，叙述了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在西藏逐步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的历史进程，同时分析了清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关系。该书是国外研究这一时期内清朝在西藏行使主权的一部内容较详细的著作。此外，伯戴克的《达赖喇嘛和西藏的摄政王》[6]、《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与政府》[7]等著作也涉及并探讨了清王朝的藏传佛教政策。

日本学者矢崎正见的《西藏佛教史考》一书[8]，实际上是作者专门探讨藏传佛教历史问题的学术论文集，但其中依据《如意宝树史》、《清史稿》、《圣武记》等藏汉文献资料，对清代藏传佛教的政治权力、法王制等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探讨，认为达赖喇嘛制是以西藏佛教独特的教义和信仰为依据的，由于清王朝的力量而得以存在并在组织上进一步集中和完善，从而使这唯一的、绝对的组织逐渐向着与清王朝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强化的方向发展。

前苏联学者马尔迪诺夫的《17--18世纪的西藏状况》[9]，全书由清代皇帝同外部世界的联系、西藏的地位（达赖喇嘛的地位）、西藏的状况（内容与形式）三个部分构成，其中后两个部分涉及到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主要从政治、政权的角度分析了活佛高僧在当时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西藏地方只不过是大喇嘛们的府邸。而美国的柔克义在1910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拉萨的达赖喇嘛与清朝的关系》的著作[10]，并由此而他被誉为美国最早研究西藏问题的著名人物，其内容有待查阅后再作介绍。

除了以上几部著作外，在研究清代藏传佛教政策方面，主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对清代藏传佛教的政策进行了历史的、全方位的探讨。如张羽新的《努尔哈赤与喇嘛教》、李勤璞的《翰禄打儿罕囊素：清朝藏传佛教开山考》、《盛京嘛哈噶喇考证--满洲喇嘛教研究之一》、赵维和的《清初赫图阿拉城的寺庙与宗教活动综述》、陈小强的《后金（清）政权辖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和活动僧人管理述略》、申新泰的《略谈噶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初期的行政体制和清初对西藏地方的施政》等文章，从不同视角、不同实例，陈述了清朝入关前如何借助并扶持藏传佛教来团结蒙藏民族、加强满清政权、完成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

而赵云田的《章嘉与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王景泽的《清朝的黄教政策与蒙古社会》、潘发生的《康熙至乾隆年间中甸政教史综述》、丹珠昂奔的《散论“喇嘛说”》、王家鹏的《乾隆与满族喇嘛寺院--兼论满族宗教信仰的演变》、乌兰托亚的《清朝禁绝噶玛红帽十世转世探微》、李鹏年的《西藏摄政阿旺降白楚臣被控案与裁禁商上积弊章程》、张凯旋的《略论西藏政教首领的三次觐见》、周峰的《略述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战争中的藏传佛教》、房建昌的《清代西藏护法考》、陈玮的《清王朝前期西藏政策的演进及其特点》等文章，从横向面对清代前期的藏传佛教政策进行了论述，引用资料较丰富、翔实，立论观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清代藏传佛教政策研究方面显示了较高学术水平。

另外，不少论文围绕藏传佛教与清代民族宗教政策展开比较研究，如刘振卿的《清代喇嘛制度》（40年代）、王钟翰的《清代民族宗教政策》、李秉铨的《清朝的战略国策与喇嘛教》、商鸿逵的《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陈国干的《清代对蒙古的喇嘛教政策》、王献军的《1751年后西藏政教合一制下的权利分配》、王献军的《对“政教合一制”定义的再认识》等文章，则是这一专题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白文固的《明清的番僧僧纲司述略》一文，对明清的番僧僧纲司进行了探讨，尤其对明清在实行土司制的同时，又把僧纲司作为土司的补充形式，推行于西北、西南信奉藏传佛教地区的现象作了分析，立意新颖，论点明确；而李凤珍的《清代西藏喇嘛朝贡概述》一文，也颇具独到之处，主要对清代西藏大喇嘛进京朝贡的制度进行评判，认为朝贡有政治、经济不可分割之联系，不仅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而且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二、活佛转世与“金瓶掣签”制度研究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独有的特点之一，也是清朝政府极为重视的涉及政教政策的焦点问题，故在国内外学术界始终成为研究的热点。凡是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活佛转世问题，因而有关论著自然不会少。其中首选蔡志纯、黄颢编著的《活佛转世》[11]，该书作为活佛转世这一专题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对活佛转世的由来、程序、方式等理论与制度进行了较系统的介绍；对活佛的培养、成长、地位、圆寂等人生过程也作了全面的描述；同时，还陈述了清代藏传佛教大活佛世系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而日本著名藏学家山口瑞凤的《藏传佛教之活佛研究》[12]一文，从“化身”一词的出现及其沿革、“化身”的存在及其相关理念、活佛转世的理论、有关活佛自身的意识观念等五个方面，对活佛转世产生、存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较深入分析，尤其以开活佛转世之先河的噶玛噶举活佛世系和后来取得至尊地位的达赖、班禅活佛世系为实例，对活佛从圆寂到再生的生命灵魂转世过程作了生动的描述和阐释。

此外，星全成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研究》、蒲文成的《关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几个问题》、丹珠昂奔的《论活佛》、赵学毅的《清代中央政府对大活佛转世事宜的管理》、石山的《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及其传统作法》、罗润苍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论析》、杨健吾的《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刘贵的《何谓活佛(喇嘛)转世、掣签及其坐床》、刘宝银的《活佛转世与金瓶掣签》、格顿的《西藏活佛制度的形成》(藏文)、次旦伦珠的《活佛转世制的产生及历史作用》、王玉平的《活佛转世的产生和金瓶掣签的制度》、韩官却加的《西藏佛教的活佛转世制述略》等代表性论文，主要围绕活佛转世制度之所以在藏传佛教文化圈中形成、发展并产生社会政治影响等主客观因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比较一致地认为活佛转世作为藏传佛教的一大特色，是佛教理论在藏族社会生活中具体运用的结果，在历史上特别在清代对统一国家大业、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文明等诸方面发挥过不可磨灭的作用。

至于“金瓶掣签”制度，它是伴随清朝政府整顿藏传佛教高层活佛转世制度而出台的一项政教政策。迄今虽然没有问世一部专门研究“金瓶掣签”制度的专著，但对于这一专题已经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主要有廖祖桂、陈庆英、周炜的《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李勤璞的《金瓶掣签制度的渊源》、曲青山的《试论金瓶掣签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却西、曹自强的《金瓶掣签的佛理依据》、顿珠的《金瓶掣签制度的由来和程序》、祝启源的《从金瓶掣签谈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问题》、吴云岑的《金瓶掣签的设立及其意义》、何宗英的《从“金瓶掣签”看清朝对西藏的管理》等论文，从多维的视角对建立“金瓶掣签”制度的原由、作用以及政治意义等进行了探讨，认为“金瓶掣签”是清朝中央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确认藏传佛教大活佛继承人的法定制度，同时，又是18世纪末清政府对西藏地方事务的重要施政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