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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国家神道之思想理论渊源——牛建科

2013年01月30日 10:31:00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点击:0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牛建科教授(图片来源:资料图)

神道教(通常简称“神道”)是日本的民族宗教,在其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理论神道、国家神道和教派神道等历史阶段。其中引人注目的或者说引起争议最大的,恐怕要数国家神道了。尤其是在二战期间,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国家神道给世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以致迄今国家神道还是一个令人敏感的问题。因此,如何科学地评价国家神道,对于中外、尤其是中日的神道研究者来说,是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其重大意义的。本文无意对整个国家神道作出全面评价,仅就国家神道之思想理论渊源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思想理论溯源

从神道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国家神道虽是指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约80年间神道的特殊形态,但其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其思想理论渊源的。

1.反本地垂迹说。在日本,本地垂迹说是指在接受佛教思想文化过程中出现于平安时代中期完成于镰仓时代的一种主张佛主神从的理论,主要强调法身佛为了普渡众生而垂迹四方,化作日本的神而在日本显现。这种理论实质上强调的是佛教的根本性、主体性和神道的派生性、从属性,成为中世神道思想的主流。但是,随着神道对佛教理论思想的吸收和自身理论的逐步成熟以及儒学(宋学)的传入,室町时代前后,经度会家行、北亲房、一条兼良,到吉田兼俱的努力,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以神儒佛一致为特征的反本地垂迹说的理论。其根本点就在于否定佛本神迹或佛主神从,主张神本佛迹或神主佛从,试图确立神道对佛教和儒学的优越地位。

以反本地垂迹说为根据所形成的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则宣扬神皇与神国思想。如吉田神道宣称,日本“国是神国,道是神道,国乃千界之根本。”[1](第1页)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显露出日本至上主义的萌芽,与反本地垂迹说一起,构成了国家神道的思想渊源。

2.垂加神道。进入江户时代,佛教势力日趋衰微,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于是出现了排斥中世以来神佛融合、神佛一致,主张以儒教为根本的神儒结合的神道。山崎暗斋正是在集这些儒家神道的基础上,融合朱子学思想而创立垂加神道的。

作为儒家神道的垂加神道,虽然也主张神儒结合,但基本上是神主儒从,山崎暗斋认为神道与儒道之间有“妙契”,“故以神道为本,以儒道为润色,但却不可随便调和二者”。[2](第296页)他同时认为,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体天壤无穷,“神器即皇位”,昭示着皇统万世一系。因而竭力宣扬尊皇贱霸、维护日本国体的思想。山崎暗斋把天皇绝对化,在这种信仰上来阐明大义名分和封建道德,要求人们恪守“忠孝一致”、“奉护皇位”的臣子之道。垂加神道以其强烈的天皇崇拜思想、日本主义为后来的国家神道准备了思想养料。

3.复古神道。复古神道是产生于江户时代中后期、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神道。复古神道以前的各派神道,尽管有像伊势神道、吉田神道和垂加神道这样主张神主佛从、神主儒从的派别,但都是神道与外来思想的结合。复古神道对这样一种状况甚为不满,主张将后世的儒佛二教从神道中清除出去,反对用儒佛思想来解释神道,主张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忠实研究,即通过基于正确的古语知识的古典研究,阐明古意、上古精神,即“真正的日本精神”,以弘扬日本的纯神道。

复古神道的代表思想家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都尊崇日本的古道,宣扬神国思想和尊皇思想,认为皇统就是神统,是万世一系,永远不变的,因此要敬神尊皇;同时,复古神道重视祭祀祖先,认为尽孝道也就是崇敬神代众神,忠于天皇;日本人是天照大神的子孙,理应统治世界。复古神道成为国家神道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和指导思想。

4.水户学派的思想。水户学是以水户藩德川家为编纂《大日本史》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思想体系。其基本精神是提倡封建的大义名分论和尊皇思想。如会泽正志斋从祭政一致的立场出发,提倡“神道设教”、“事帝祀先”,强调君权高于一切,君臣名分一定不易的“一君二民”的绵绵皇统。自然,我们把它作为国家神道的思想渊源之一,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二、国家神道思想概观

明治维新以后,作为恢复王权、统一国家的工具,神道被定为国教,于是进入了国家神道的历史发展阶段。概观整个国家神道的发展历史,其基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敬神爱国。在1872年4月28日教部省下达的“三条教则”中的第一条,就是“应体敬神爱国之旨”,在其后充实“三条教则”内容的“十一兼题”中也提出了“爱国说和祭神说”。国家神道被作为超宗教的国家祭祀,在国家神道的教义中就体现为“敬神威而祭之、仰神德而祭之,以此心为本,按照祈祷皇室隆昌、国家发展之真心,感谢并祈祷国民之康福、乡土之繁盛,以慰神虑,而祈冥助之至情。”[3](第165-166页)把敬神和爱国合为一体。

2.崇祖尊皇。“三条教则”的第三条要求国民“奉戴皇上,遵守朝旨”,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标志着国家神道教义的形成,起到了国家神道教典的作用,把崇拜天皇和崇拜祖先结合起来,把日本作为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天皇就是家长,因而把家庭一级的孝扩大为国家级的忠。把对父母的孝和对祖先的崇拜与敬神和崇拜天皇强行结合在一起,要臣民缅怀皇祖皇宗建国之德,“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3.国体主义。1944年神祇院编的《神社本义》进一步确认并规定了“大日本帝国”所显示的国体观念:“大日本帝国乃我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国,其神裔万世一系之天皇,遵照皇祖之神敕,自悠久古代,永远治理之。此乃万邦无比之‘吾国之国体(中略)’,在我国,历代天皇均常与皇祖为一体。身为现世神而治理圣世,垂宏大无边之圣德。国民浴此仁慈之皇恩,亿兆一心,体圣旨,继祖志,遵从历代天皇,发挥忠孝美德,以此形成君民一致、无与伦比之一大家族国家,延续无穷之国家生命,继续发展昌盛。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依此万世罔替、尊严无比之国体,肇之太古,通于无穷。施于中外而不悖者,惟神之大道也。而惟神之大道,以最庄严而尊贵之姿态出现者,唯有神社。以伊势神宫为首,各地供奉之神社,乃显现我尊严之国体,永久镇护皇国者也。”[4](第116页)

4.日本主义。国体主义的核心是将日本作为“神国”,将天皇视作“现世神”,并且强调日本在世界上的绝对优越性和统治全世界的神圣使命感。通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日本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不断高涨,特别是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国家神道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国教,其军事性质越来越浓。1939年4月公布的“宗教团体法”,公然提出国家神道的教义要以适应军国主义的侵略思想为前提,鼓吹日本是神国,美化侵略战争是圣战,是为了将天照大神的神威和天皇的皇威普及到全世界。“圣战”、“八纮一宇”构成日本主义的核心内容。

三、国家神道及其思想理论渊源关系之辨析

从上我们不难看出,明治维新以后的国家神道在理论上的基本主张并无超出复古神道,从渊源关系上来说,复古神道是国家神道的近源、直接根源,或者说国家神道就是从复古神道直接发展而来的。这除了二者的内容在本质上的一致以外,还有其思想方法上的共通之处。这就是绝对主义的一元论。复古神道排斥和摈弃佛学和佛教思想对日本古道真义的歪曲和遮蔽,主张将后世的儒佛二教从神道中清除出去,依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古典文献,来阐明“真正的日本精神”,以弘扬日本的所谓“纯神道”,并且把天皇崇拜绝对化。国家神道也把《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奉为“神典”,要追求并“显扬惟神之道于中外”,主张天皇崇拜、祖先崇拜的绝对性,依据《记》、《纪》神话,宣扬日本是“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国”,天皇是“万世一系”之“神裔”,把日本国体称作是“贯古今而不易、万邦无与伦比之国体”。根据1889年颁布的帝国宪法之规定,国家神道作为超宗教的国家祭祀君临于佛教、儒教、基督教等公认宗教之上,成为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日本的近代,只要是与思想、宗教有关的,就都是根据国家神道,规定了它的基本方向的,这么说并不为过。”[4](第1页)如果说二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只能这样来理解,即复古神道是通过与一切发达的外来宗教相融合而形成的特殊的理论神道,而国家神道则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居于意识形态支配地位的国家宗教。

其次,由于日本岛国的封闭性以及历史和文化的后进性,决定了只能靠引进外来思想文化的形式来发展其自身的思想文化。在引进外来思想文化或者说在外来思想文化传入日本之前,构成日本文化根基的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原始神道)。从文化形态的角度来看,原始神道主要表现为物质形态,作为精神形态,最多只是关于神话、民间故事的古代传说。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无论是民俗学、还是比较神话学和文化人类学,都无法确切地知道日本人对神的信仰的起源。至今学术界研究日本原始神道所依据的主要资料,仍是8世纪编成的《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和《万叶集》等古文献。但这已经是在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儒学和佛教等思想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东西。可以说这是最早以比较完备的形态表达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信念和生活信条的精神产品。它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传统与外来思想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从与国家神道的关系上来说,它构成了国家神道思想理论的“原典”。

再次,从神道与外来思想文化的关系上来看,除了上述“近源”和“原典”之外,就是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反本地垂迹说、依据反本地垂迹说而形成的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垂加神道和水户学派的思想。

在日本文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神道面对不同时代强大的、先进的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以神道教为中核的日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以比较灵活的方式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当外来思想文化引进或传来之初,日本民族思想文化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及内容的相对贫乏,往往对强大的、先进的外来思想文化采取顺应、依附的态度,而一旦在与外来思想文化的碰撞、融合中汲取了足够的思想养料,并具有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之时,就明确地主张自身的主导地位,强调日本固有神道的优越性和根本性,总要从外来思想文化的遮蔽下挣脱出来,扮演历史的主角。

从以上的简单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反本地垂迹说,主张神本佛迹、神主佛从的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还是排斥佛教,主张神主儒从的垂加神道,都是在经过与外来思想文化的碰撞、融合之后,逐渐丰富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于是就不甘于屈从外来思想文化的阴影之下,从而强调自身的优越性、主导性和根本性——无非是想说明、强调《记》《纪》的开辟神话和建国神话的合理性。这是从为了“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5](第2页)的《记》《纪》开始的贯穿于日本神道思想发展史或神道与外来思想文化碰撞、融合历史过程中的一根主线。尽管它们都主张神佛、神儒、神儒佛的一致性,但均是以把神道放在主导的、根本的地位为前提的。因此,这样一种思想,随着幕藩体制的日趋瓦解,特别是民族危机的出现,必然会衍生出提倡大义名分、主张尊皇攘夷的水户学的思想,自然水户学的思想与上述神道思想一起构成国家神道的思想理论渊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国家神道正是上述主导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当然,国家神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走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与明治天皇制政府的大力扶持是分不开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国家神道是典型的人为宗教。从《古事记》为了“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到国家神道最终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对内控制人民思想、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真是两极相通。但是,这样说,我们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日本的神道教,只是想强调指出,国家神道的形成除了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以外,也有其思想理论的渊源——而这正是其不易被察觉的深层原因之所在。因此,不管哪个民族,都要不断地清除自己思想文化传统当中的糟粕,以保证整个人类文化的健康性和良性的持续发展,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吉田兼直:《神道由来记》[A].《神道从说》[C].东京:国书刊行会,1920.1。

[2]石田一良:《神道思想集》[M].东京:筑摩书店,1970。

[3]全国神职会:《神社读本》[M].东京:日本电报通信社,1941。

[4]村上重良:《国家神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安万侣:《古事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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