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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与人性:宋代民间佛教信仰的真实状态——游彪

2013年03月15日 10:40:00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点击:0

宋朝民间的佛教信仰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普通民众信教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烧香拜佛等之外,宋人施舍钱财雕刻佛教经典也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本文拟以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发现并出版的《碛砂藏》的题记为中心探讨宋代雕刻佛经的相关问题,进而尽可能地还原宋人佛教信仰的真实状况。 

一、捐资人的身份与区域分布状况

国内外关于碛砂藏本身的研究已可谓相当深入,其中更多的是围绕佛教经典的刊刻及其流传等问题而展开的[1]。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流传下来的宋朝、元朝人的题记为研究当时的佛教信仰、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历史提供了很多相当有价值的史料,也是当时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2]。毫无疑问,重新审视这些当事人的记录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探究宋代普通人的世界。从日本学者的屋胜抄录下来的题记来看,总共有603条与雕刻大藏经相关的记录,其中除了部分难以确定具体年代的之外,还存在一些同一人捐助钱财刊刻若干卷佛经的情况。大体上说,元朝刊刻的数量较宋朝要多一些,经笔者统计,完全可以确定为宋代刊刻的佛经题记为199条。

如果将碛砂藏的宋、元时期的题记进行较为简单的分类的话,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出家人施舍钱财雕刻的,总共有34条明确的记录。其中捐助最多的平江府延圣院的僧人,如“当院比丘慈存”、“大宋国平江府城东碛砂延圣院徒弟比丘惟勉”,等等,这表明为了刊刻大藏经,延圣寺的出家人率先垂范,充分发挥了以身作则的作用。其次就是华亭县超果寺,如“嘉兴府华亭县超果寺寓广福教院比丘师安”、“华亭县超果寺比丘德询”、“华亭县超果寺比丘可权”,等等,由此似乎可以看出超果寺与延圣院之间有着非常特别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寺庙僧人的捐助,“华亭县长仁乡十八保六磊塘北朱坡水西崇庆庵尼僧祖楷、了宗、了元、了龙”,这是四个尼姑共同捐刻佛经的,“临安府嘉会门里梵天寺住持比丘宗印”,这是都城临安僧人的捐施。从这些僧尼的捐助来看,可以肯定,他们都拥有相当数量可供自己支配的私人财产。

从上述史实来看,绝大多数捐刻《碛砂藏》的是本地僧人,也就是说,宋代捐刻《碛砂藏》的僧人几乎都集中在平江府及其周边地区。而到了元朝,出现了大量远离平江府的僧人前来捐助。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的题记有“大元国陕西巩昌路陇西县草市镇广严禅寺比丘义琚”、“本贯关西泰州观音禅院嗣讲、持衣比丘海云”[3],同一年还有“前泉州路僧録加瓦八”,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有“福建道建宁路建阳县后山报恩万寿堂嗣教陈觉琳”,等等。这些事实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延圣院刊刻佛经的消息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开来,同时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也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与帮助。然而,出现这些结果的缘由却是不得而知了。设若进行推测的话,无非是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延圣院雕刻的佛经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流传开来,远在苏州刊刻的《碛砂藏》上世纪30年代在陕西的开元寺、卧龙寺被发现,此后在国内外不同的地方陆续或多或少的残本,从而确定了该版本大藏经的存在[4]。这说明宋元时期延圣院刊刻的大藏经流传范围相当之广。二是因为延圣院刊雕佛经的巨大工程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他们相互之间会以不同的方式传播这一消息,于是才出现了参与者不断增加的现象。

另外,上述现象也说明,虽然僧人隶属于佛教寺院,应该是过着集体式的教团生活,但他们似乎存有不少私人财产,而这些财产无疑是不属于寺院方面的。这种情形自然与他们生活的寺院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也就是说,寺院财产与僧人个人财产之间究竟是怎样区隔的,寺院与僧人之间出现财产纠纷时通过哪种途径解决,僧人是否需要向寺庙方缴纳部分必要的生活费用,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厘清的。

二是宋代世俗之人捐刻的,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首先,就地域而言,平江府及其周边各县的捐助者是最多的。下表显示捐刻者的分布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捐助刻经最多的首推华亭县(上海松江),此县并不隶属于平江府,而是归嘉兴府管辖。相对而言,该地距离这一区域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平江府较昆山等地要远。然而,无论是华亭的僧人,还是世俗之人,他们参与延圣院刻经活动的积极性远远高于平江府下辖的各个县的居民,这是颇值得探讨的论题。

就捐刻大藏经的人来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民众。应该说,除了出家人而外,《碛砂藏》题记所记录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信奉佛教的民间人士,如“大宋国平江府长洲县道义乡临顿桥南街东面西居住奉三宝弟子周康年同妻辛氏百八娘、男文炳、媳妇陆氏二娘、孙男真郎”、“大宋国嘉兴府华亭县长人乡十九保下砂南场第七竃居住奉佛弟子唐思明同妻瞿氏四十九娘、男大年”、“大宋国嘉兴府华亭县长人乡十六保砂门塘南路西居住奉佛弟子朱氏百八娘同男褚仲茂、仲文息妇宋氏九娘、朱氏五三娘、孙男友直、友德、玄孙安仁”,等等。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以家庭所有成员的名义捐钱刊刻大藏经的,这种情况在所有题记中所占比例总体上还是比较高的,只是其表现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很多题记并未罗列施舍者所有家庭成员的姓名,而是以个人或者夫妻来代表整个家庭。如“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坊:今据嘉兴府华亭县修竹乡四十二保钱盛里居住奉佛弟子盛璿同男孙二位家眷等”、“大宋国平江府吴县利娃乡李公桥东郭面南居住奉三宝弟子阮大异与家眷等”、“平江府昆山县全吴郡(乡?)第伍保顾宣浦东居住奉佛弟子陈宝同妻薛氏二十八娘”[5]、“大宋国平江府常熟县双凤乡三十二都沙荣信王土地境界奉三宝弟子张彦琦同妻陈氏百十四娘”、“大宋国平江府嘉定县乐智乡陶舍里寺沟土地目下将军管界居住奉三宝弟子王显忠叶家眷等”,等等。这类题记反映出宋代很多家庭都信仰佛教,至少江南地区的情况是如此。不难想见,这些人除了向佛教寺院和出家人捐赠钱物之外,他们的家中应该还供奉着各种不同的佛教神灵或是与佛教有关的其他物品,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现实生活是与佛教紧密相连的。

当然,《碛砂藏》题记中也有不少是以个人名义捐助的。如“大宋国嘉兴府华亭县修竹乡四十二保望湖田东居住奉佛弟子朱氏八娘戒名妙宗”、“大宋国嘉兴府华亭县长人乡十九保住奉佛女弟子陆氏四十一娘”、“大宋国嘉兴府华亭县长人乡十九保牛场泾居住奉佛女弟子陶氏六四娘”,等等。大体而言,这类记载所反映的基本上都是个人的意愿,其动机和目的似乎也与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捐助的题记存在某些区别。

细致分析《碛砂藏》题记中所记录的各色人等,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这种现象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宋代社会的一些特征。这些题记中有文武官员,既有在职的,也有离任的。如“大宋国平江府昆山县市邑望山桥北潘家巷内水西面东居住奉佛承直郎、新江阴军司法参军范传家同妻安人赵守真”,范传家所题时问是嘉熙三年(1239),是即将担任江阴军司法参军的现任官员。再如方密祖所题官衔是“从事郎、监建康府户部赡军中酒库”,显而易见,他们都是在职官员。其中也有离职官员,如叶贲的官称为“大宋国平江府吴江县同里居住奉佛儒林郎、前嘉兴府户部亭林桥赏酒库”,可知其已经卸任并居住在乡里,他一人便出资刊刻了《佛说大乘无量寿经》一部三卷。虽然这些人所担任的职务并不高,但其官员的身份是确凿无疑的。除了官员,也有吏人参与其中。为延圣院刊雕《道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部十卷的就是“后庇溪檀越张税院名璿”[6],从他的头衔“税院”来看,张璿居住在吴江县,其吏人的身份是可以确定的。

这些施舍者中也有大量商人和城市市民,他们中有些是以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名义捐助的,如“大宋国平江府昆山县市邑进贤桥西水南面北居住奉三宝弟子范显同男应成”,很显然,范显居住在昆山县的“市邑”,虽然不清楚其身份,但可确定其为城市居民。除此而外,宋代市民也有集体捐助的情况。《碛砂藏》题记中保留下来两份绍定五年和六年的详细捐赠名单,兹录其中之一于后。

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刊造大藏经板局,伏承昆山县市邑诸家施主舍钱芳衔开具子(于?)后。钱胜、严惠、诸谦、陈寔、张佐、周椿、沈祐、耿镐、石崇福、吴兴祖、王烨、洪棣、唐新、谢晖、杨责、王显、顾镐、顾宽、郑珍、吴士龙、吴松年、严鼎、沈清、王烨、邹信、薛伟、姚水成、沈安国、陆德与、徐兴祖、袁惟忠、洪天德、祈贵、陈寔故孙劄(符?)宝郎□□、俞氏一娘、徐氏三七娘、杨氏四娘、陈氏六娘、李氏千三娘、唐氏十四娘、吕氏廿八娘、郑氏十三娘、万氏三娘、葛氏百一娘、吴氏千三娘、沈氏细一娘、叶氏百八娘、洪氏千十娘、王氏十三娘、龚氏百七娘、翁氏五三娘、倪氏百一娘、陈氏六四娘、张氏三六娘、丁氏三乙娘、郑氏九娘、吴氏百四娘、史氏廿八娘、许氏百娘、顾氏百四娘、朱氏十娘、柳氏百四娘、周氏百三娘、高氏八三娘、杨氏廿五娘、潘氏八三娘、许氏百三娘、吴氏六六娘、俞氏一娘[7]。上述名单除了有两个字脱漏而外,其他人均有名有姓,人数多达70人左右,几乎是男、女市民各占一半,他们每户人家施舍钱财1贯200文给延圣院,刊刻《文殊师利般若经》一卷,可知总共捐助了80多贯才完成雕版。应该说,这些人都是居住在昆山县城的普通市民,尽管不知道他们从事的职业,更无从得知他们日常的营生手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并不在昆山当地的延圣院刊刻佛经有着浓厚的兴趣,且以实际行动加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上述这些人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也不太可能如此多人集中起来亲自前往平江府城。因此,昆山市邑的集体捐助无疑是有人组织的,而那些往来于昆山与平江府之间的人究竟有着怎样的面相,他们是出家人,还是昆山县城的当地人,还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什么人,这些都不得而知了。从已知的情况来看,大体上可以确定的是,上述罗列出来的普通市民与佛教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且他们的捐款并不是很多,只有区区一贯多而已,可知他们未必十分富有,但他们有着发自内心的佛教信仰,这也是宋代普通市民重要的精神生活。

二、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神界与现实

如此多宗教界和世俗之人热衷于捐助延圣院的刻经事业,当然与他们的信仰密切相关。不过,他们的信仰却更多地反映出社会的现实状况。宋人之捐助刻经有着各式各样的理由,概而言之就是祈求佛教神灵消灾纳福。为了达成发自这些人内心的某些愿望而捐助延圣院,其中追荐各种亡灵进入极乐世界的题记所占比例最高。嘉熙三年(1239),华亭县一位妇人与其全家捐款刻经一卷,其题记如后。

朱氏百八娘同男褚仲茂、仲文、息妇宋氏九娘、朱氏五三娘、孙男友直、友德、玄孙安仁施财陆拾贯文入碛砂延圣院,刊造大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功德追悼先考朱五十一承事、先妣何氏八娘子、亡弟朱百十四郎、亡弟朱四郎、亡妹朱氏百十二娘子、亡公褚十八郎、亡婆王氏十六娘子、亡晚婆王氏廿三娘子、亡夫褚小十三郎、亡姑褚氏八娘子、亡姑夫张十二郎、亡姑褚氏八娘子、亡姨夫黄阿十郎、亡妹孙氏四三娘子、七(亡?)媳妇黄氏七娘子、亡故(兄?)朱百一郎、嫂王二十娘子、孙朱廿九郎、弟僧知阇、亡男僧(勤下心)知、亡女褚氏廿一娘子,遇此良因超升。亡姑夫家百九承事佛土受胜,快乐亡兄朱百三郎、亡外甥妇王氏百三娘子。

由此基本上可以对褚家与朱家的情况作出一些初步判断,朱氏百八娘为长辈的褚氏家族至少现有八个人,应该是年事已高的一个老妇人,她的父母、公婆、丈夫等众多娘家人、夫家人均已去世。应该说,这是两个很大的家族,而朱氏百八娘夫家、娘家的同辈人恐怕已经所剩无几,因而已至暮年的她自然十分思念去世的亲人。加之她一直是佛教信徒,其弟弟、儿子虽然已经亡故,但都是正式出家的僧人,可知其娘家、夫家都有着浓厚的佛教氛围。因此,她希望通过刊刻大藏经的功德来使其亲人的亡魂得以超升,即在人世以外的世界过得幸福安宁。令人颇感兴趣的是,朱氏百八娘将其亲属亡灵分为三等,分别为超升、佛土受胜、快乐,明显是差别对待的。这种情形在所有宋人题记中极为罕见,因而值得特别关注,由此似乎可以看出,朱氏与其亲属在世时关系的亲密程度。

实际上,宋人利用佛教法事追悼亲属亡灵似乎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北宋都城东京,“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8] 即道士、僧人集中在固定的场所等待市民的召唤前去作法事,这种情况表明,“罗斋”已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南宋都城临安府的也基本相同,“杭州市肆有丧之家,命僧为佛事。”[9] 城市如此,乡村地区也无例外。正因为宋代城乡都有着以佛教法事超度亡灵的习俗,华亭县的朱氏百八娘出资为延圣寺刊刻佛经,以期其所有去世的亲属都能在佛教神灵的庇佑下脱离苦海。

应该说,《碛砂藏》题记中有不少类似的单独用来追荐祖先的。嘉熙三年,张氏百一娘捐助刊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功德追悼先考张六郎、先妣李氏九娘、亡前夫董四十二郎,同生净土。”端平元年(1234),张应麟刊刻佛经一卷,“所集功德,专用拜荐先考张五四官人、先妣陈氏二娘子不滞冥途,往生净土者。”端平二年(1235),“耿氏千八娘同男徐兴祖、(徐)荣祖与家眷等情旨,谨发诚心,施净财贰拾贯文恭入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妨(坊?),命刊造《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一卷。永远流通圣教,所集功德,伏用拜荐亡婆胡氏百十娘子、亡夫徐百十郎,承兹功德,超升净土者。”很明显,这类题记都明确了以佛教功德要追悼的对象,其中基本上都是直系亲属。这种情况显示出在世的亲人对去世亲人的思念之心,同时也是传统中国社会忠孝节义的重要表现。

当然,也有少量是以刻经功德祭奠列祖列宗的,这是宋人祖先崇拜的表现方式之一。绍定四年(1231)昆山县城居住的范显“刊造宝积经一卷,集兹功德善利,资荐范氏门中祖祢、宗亲阖属神仪伏此胜因,超升净域。”又如“叶伯安洎合家等发心,刊造大藏《佛说龙施女经》一卷。所集功德,用荐门中三代、内外宗亲,仗此良因,起(超?)升佛界。”这两条记述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将自己祖宗排在前面,而将宗族其他亲属放在后面,这种亲疏秩序的排列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利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说明有着利他的想法。

除了追荐逝去亲人的亡灵之外,这些题记中还有一些专门用刻经功德庇佑某些特定的人和事的记述,毫无疑问,这些文字是宋人真实想法的流露。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长洲县的金铸捐款刊刻佛经一卷,“所集功德,保祐花男龙寿聪明日进,福寿增崇者。”主人翁金铸专门捐款150多贯刻经,为其儿子龙寿向佛教神灵祈祷,保佑其既聪明又增延福寿。毫无疑问,这充分展现了他的爱子之心,同时也说明,他的儿子极有可能出现了某些棘手的问题。景定五年(1264),“大宋国平江府昆山县全吴郡(乡)漳潭里居住奉佛弟子戴文昌妻吕氏三娘意者为男观寿行年一十二岁,正月十六日建生。发心施财,雕刊大藏经板五卷。所生功德,专为小男观寿增延福寿,灾障消除,凡在时中,吉祥如臻集者。”戴文昌夫妇应该是捐助了很大一笔钱,雕刻了五卷佛经。其所祈求的几乎与金铸相差无几,不过是为其子消灾祈福。淳祐三年(1243),儒林郎叶贲捐出366贯780文给延圣寺,刊刻《佛说大乘无量寿经》一部上中下三卷,“所集功德,保佑花男玉麟易长易养,集福消灾者。”由此可见,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似乎都存在重男轻女的想法。其原因在于,所有题记中都没有出现为某个女儿祈福的文字。

此外,很多人捐刻佛经,其所获得的功德只是考虑自身的利益,为自己祈祷。淳祐五年,从事郎、前绍兴府(山果)(嵊?)县尉、巡捉私茶盐矾监催纲叶崴(?)施舍钱财472贯700文,“刊造《光明童子因缘经》一部四卷”,其所想要达成的愿望是,“所集功勋,用伸保扶崴身宫康泰,禄善增崇,早生福德智慧之男,俾获富寿康宁之址。”应该说,他所希望的是通过刊刻四卷佛经的善举,保佑自己健康,官能越做越大,更重要的是尽快生下聪明智慧的男孩,并给他“智慧之男”带来福祉。毫无疑问,叶崴作为一名官员,他平日最为忧虑的恐怕就是身体、官位、儿孙这三种东西了,因而捐出一大笔钱给延圣寺,冀望达成这些目的。又如淳祐六年(1246),“平江府吴江县久咏乡廿八都长子坝字围田所居弟子奉三宝弟子陆德辉情旨,谨发心施财,刊《金色经》一卷。所集功德,唯愿早悟无生,无诸疾娄,身心安乐,修行进道,无魔无障,临命终,巳如若禅定者。”陆德辉希望通过刊刻《金色经》的功德,能在在世身心安乐,在修行佛道方面日益精进,并在临终之时得以善终。应该说,陆德辉本人就是潜心于佛教的在家修行者,他当然希望其所有付出的修为能得到某些回报。对于普通人而言,健康而又无病痛自然是人人都十分渴望的,陆德辉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其所追求的方式不同而已。

在《碛砂藏》题记中,有些捐资刻经之人是出于无奈,尤其是面对病痛折磨,很多人都愿意祈求佛教神灵保佑他们拥有健康的体魄。淳祐三年(1243),从事郎、监建康府户部赡军中酒库方密祖出资刊刻宋初僧人法天翻译的《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就是因为其兄方述祖突然双目失明。“密祖归依三宝,虔控丹忱。伏为兄奉议郎、新改羌(差?)通判无为军、赐绯鱼袋方述祖年越六旬,忽盲两目。切恐业通三世,冤夤求偿。又虑入仕以来,居家处己,或隐或显,获罪多端,定业难逃,遂成重厄。密祖以情关同气,力为求哀,至心亲书此经。仍施财入局,镂板代伸忏悔。恭望佛慈,摄受之下副(竖心貌)祷,使兄述祖除障难,决定光明,全赖施罗尼,是真归依处。”由此可见,方密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其兄长突患眼疾。在他看来,这是三世冤业所致,于是他亲自书写佛经并捐助延圣院雕刻佛经为其兄祈祷。这一记述可谓情真意切,充分展现了方氏兄弟之间手足之情,同时也表明宋朝的佛教徒信奉佛教是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的。无独有偶,淳祐二年(1242)一个赵姓司户的妻子张氏百七娘同样患了眼病,于是她出资刊刻《法苑珠林》一卷。“大宋国平江府长洲县凤池乡官太尉桥南水西面东居住奉三宝弟子张氏百七娘法名妙净意者,自身行年五十一岁,二月十五日建生。昨于二月以来为患目疾不安,至今未得全。可特发诚心施净财,恭入碛砂寺经坊,刊大藏《法苑珠林》第三十九卷。所集功德,用作保扶所患目疾速赐痊安平善者。”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居住在平江府城的吕颐仲“为女使施氏千四娘臂疾不安”,出资雕刻《放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八卷,其目的之一是“祈福保佑施氏疾病安愈,增延福寿者。”众所周知,女使乃是宋朝大户人家的女性仆人,主要从事私人家内劳动,通常认为她们本来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然而,此处的女使施氏千四娘生病后,其雇主吕颐仲专门为其刻经祈福,俨然如同自己的家人一般加以照顾、关心。施氏的际遇看来是可以颠覆此前学界对女使的固有认知的,但不知这是否带有普遍意义,抑或是与吕颐仲为佛教信徒有关,毕竟行善积德是佛教徒深信不疑的信条之一。不仅世人在疾病之时祈求佛神,宋代的出家人也是如此。咸淳五年,延圣院比丘惟晟出资刊刻佛经的题记写道,“自身为患气疾,不能安痊(抄录者误作“疒内差”),发心施财,刊雕《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二十七卷。所集功德,解释宿世冤雠,乘此殊勋,超生佛土。乞保扶身位气疾清除,增延福寿者。”在他看来,自己所患“气疾”(极可能是肺病),是前世冤孽所致,通过刻经功德,就能解除这些疾病的原因,进而达到去除疾病的目的。

然而,大多数的宋人题记都是综合性的祈愿,也就是更多地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他们虔诚地向佛教神灵祈祷以期达成各种美好的愿望。淳祐三年(1243),“承信郎、新特差充御前修内司勘给受给(衍字)、权两淮浙西发运司准遣陈镕同弟铁、媳妇赵氏、乳母茅氏、花男归孙谨发诚心,捐己资入碛砂寺大藏经坊,刊《大方广(物下心)持宝光明经》一部五卷,功德用伸追悼先考领閤陈公、先妣恭人韩氏、先叔九宣教、先婶婶王氏,同乘善果,早超天界。更冀胜因保扶门户荣昌,家眷平安。四时之内,永无不测之灾,阖宅室中,悉保多来之庆。”这是宋人在《碛砂藏》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题记。陈镕与陈铁兄弟居住在昆山县全吴乡第六保漳潭里,其父曾经担任“知閤门事”,是南宋皇宫中有着很大权力的六品武官。其叔叔为文官,最终官职是从八品京官宣教郎,估计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的。按理说他们应该居住在都城临安或是临安附近,看来他们不知何故迁到了昆山。此一记述表明,陈镕为奉佛弟子,其官职是从九品的承信郎。其弟陈铁尚未婚配,可知其父母、叔婶都应该是岁数不大便去世了,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导致陈氏家族家道中落,这对兄弟两人及其家人的打击可想而知,或许是他笃信佛教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与家人捐资雕刻五卷佛经,应该是付出了不少金钱,因而他们十分怀念其父母、叔婶,冀望他们在天之灵“同乘善果,早超天界。”然而,对陈镕兄弟而言,虽然沉浸在失去至亲的痛苦之中,但现实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因而他们更希望借佛神的庇佑,“保扶门户荣昌”,使自己的家人免去不测之灾厄,这应该才是他们想要达成的最为重要的目的。

事实上,这种利用捐助延圣寺刻经以祈求福报者并不在少数,他们都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希望通过施舍来消除自己或家人的各种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更如同是一种商业行为,这些捐助人将消灾祈福的愿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了金钱之上。这固然与信众深信佛教学说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及其民众的生存环境等诸多因素导致的结果。淳祐十一年(1251),“大宋国平江府吴县永定乡升平桥东街北面南毛亭大王管界居住奉佛女弟子杨氏四娘发心,施十八界官会壹伯贯文,恭入碛砂寺大藏经坊,刊造《法苑珠林》第五十七卷。所集功德,上悼妈妈安人夏氏往生佛界,乞回阴力,保扶身心安泰,寿命延长,宅门光显,眷爱团圆者。”这是一个乡村妇女捐助100贯钱雕刻《法苑珠林》时书写的发愿文,一则追悼其母夏氏亡灵,这说明她与其妈妈之间关系极为亲密,二则是神灵保佑自身健康长寿,阖家都能幸福团圆。类似的例子在《碛砂藏》宋人题记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了单纯为某人或某事而进行的捐助,这表明宋人祈愿多是多重用途的。也就是说,宋人信仰佛教是与现实世界的诸多利益相互结合的,而非单一的目的。嘉熙三年(1239),“大宋国嘉具(兴?)府华亭县长人乡十九保牛阳(场?)泾居住奉佛女弟子康氏三八娘同男五(王?)恩臻家眷等发心,施财柴(柒?)拾贯文会,恭入平江伏碛砂延圣院,刊造大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集兹功德,用伸追悼亡考康细七承事、亡妣王氏一娘、亡夫王五十一承事。更愿氏及男生生与佛为因眷,世世菩提结善缘,见存眷属各保安宁,已往先亡超升净域土,法界有情同成佛果。”康氏三八娘捐刻了一卷佛经,她想要祈求佛教神灵的包括四项,即追悼父母与亡夫,自己与儿子世代信奉佛教,在世与去世的眷属都得到幸福与安宁,信仰佛教的众生都能修成佛果。实际上,康氏的种种愿望反映了她悲天悯人的佛教情结,既是利己的诉求,也是利他的关怀。

应该说,佛教是讲求普度众生的,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修行或奉佛的弟子,他们不仅希望自身脱离苦海,同时他们也相信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世界上的所有众生都能超越生与死。“大宋国嘉具(兴?)府华亭县修竹乡四十一保仪风里居住奉佛弟子陈文之情旨,发心施官会柴(柒?)拾阡入碛砂延圣院,刊造《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所集善利,专伸回向真如实际、无上佛果菩提,上答四恩,下资三宥(有?),法界众生同成种智,有情同成佛果。随彼愿心,悉诸圆满。”陈文之刊刻佛经的目的,表面上是回报佛教神灵的庇佑。而实际上,所谓“四恩”,按照佛经的解释,具体就是君主恩、父母恩、师长恩、施主恩,“三有”是指有情、有识、有缘,几乎是涵盖了所有需要报答之人,也就是说,他要回馈的重点在于人世间的人和事,而不在于虚幻的神灵。在《碛砂藏》的宋人题记中就有很多与陈文之所祈求的内容相似的文字,嘉熙三年(1239),“平江府昆山县全吴郡(乡?)第伍保顾宣浦东居住奉佛弟子陈宝同妻薛氏二十八娘家眷等发心,施官会壹拾五贯,恭入碛砂延圣院,刊大藏《九色鹿经》一卷。功德上答四恩,下资三宥,法界冤亲,同生净土。”这种宽泛的祈愿对于祈祷者而言应该是有所指向的,但能否发挥他们想象中的作用却是无法知晓的,无论如何,这些人因此宣泄了思念亲人或是其他方面的情感,进而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这些捐助延圣寺刻经的佛教信众在他们的题记中很多并未直接说明需要祈求的神灵,但也有部分题记是予以明确的指向的。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九月,“嘉兴府华亭县郭邑西门博洞桥东街北面南居住奉佛三宝弟子马俊、妻朱氏百十一娘、男显祖、媳妇陈氏十二娘、孙男阿龙与家眷等发心,施财叁拾贯文,恭入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宝藏经坊,刊造《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板一卷,流通印诵。所集功德,祝献三界龙天、十方真宰、家堂侍奉香火、一切福德圣贤、合家十命吉凶星斗,保扶家门清吉,长幼成安。然后四恩俱报,三宥齐资者。”马俊及其家人刻经所得的功德是要献给五种神灵,并请求这些神灵保佑其家人安宁。端平元年(1234),阮大异刻经时写的题记写道,“所集功德,祝献诸天三界、十方真宰、行年本命元辰升(星?)君、宅堂香火,福德聪明,当州城隍、土地常受香火,一切圣贤,伏乞保扶宅庭光显,卷(眷?)爱安宁,凡在时中,吉祥如意者。”可知他与马俊虽然同为佛教信众,但他并不是只是供奉佛教神灵,同时还信仰城隍、土地神,且经常前往城隍庙进奉香火。应该说,此二人所奉的几乎包括了各路神仙,这不仅体现了宋人的泛神论倾向,且从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了宋人信仰神灵的功利主义目的。绍定六年(1233),延圣院僧人志圆为昆山县城捐过款的市民写下了这样的祈福文,“专为诸家施主拜献诸天三界、十方真宰、各人家堂侍奉香火、福德圣聪、行年本命元辰吉凶星斗,乞伏保扶宅门清吉,人口常安,吉祥如意。仍忏悔三业六根之重罪、十恶五逆之过愆,俱凭无上之良因,洗涤一时之清净。然后四恩普报,三有同资,随彼愿心,功德圆满者。”看来这是宋代佛教界较为通行的敬神方式,就是请来他们能够想象到的各路神仙庇佑家人吉祥如意,同时忏悔人生的种种罪孽,并凭借神力加以消除。

综上所述,就宋人祈愿的情形来说,基本上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儒家理念行事的。然而,由于儒家缺少类似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的神灵系统,为了实现孝道之类的理想,于是中国古人借用了很多本土或外来的神灵,构建起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神道体制。具体而言,宋人似乎并不是十分清楚究竟哪些神能对自己和亲属或是其他事物起到切实有效的作用。因而更多地是以行动表明其美好的愿望,而不是很在乎各种神的职能。另一方面,宋人捐资资助刻经有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毕竟每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千差万别,但无论哪种类型的题记,无疑都是捐助者真情实感的流露。然而,《碛砂藏》的宋人题记除了追荐祖先这一主题之外,实际上更重要的涉及捐助者的现实利益,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绝大多数题记都在祈求神灵庇佑自身及其家庭成员,即便是为亲属的亡灵祈祷,其最终目的无非也是为了在世者的安宁吉祥,因而宋人的佛教信仰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色彩。当然,捐助刻经客观上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扩大了宗教界与民间的交流与沟通,也极大地丰富了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

三、结束语

在区域史研究过程中,似乎很难绕过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以《碛砂藏》宋人题记为例,这些各色人等题写的文字从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以平江府为中心的区域社会的某些特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看似零散的点往往意味着更大范围的相似性,也就是说,与南宋时期的平江府相对应的是整个江南地区。如若再推而广之,从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点或可窥视某些局部或整体。当然,不同的区域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内涵,在没有厘清具体问题之前就进行某些不合适的类比,显然是行不通的。然而,佛教深入民间并得到广大信众发乎内心的信仰,宋代无疑是这一进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如果说唐朝以前的佛教带有某种程度的贵族性格或者说更多的是社会精英享有的精神食粮的话,那么,宋朝以后的佛教已然完全平民化了,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共有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平江府城乡居民与延圣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构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宋代社会宗教界与民间交流的缩影。

首先,佛教在当地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围绕雕刻大藏经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延圣寺通过多种方式成功地将各种类型的民间信众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使民众心甘情愿地出资出力,借以获得“功德”来满足他们的各种不同的愿望。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无论是佛教界,还是民间人士,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正是佛教界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过程使佛教得以深深地植根于民间,这不仅有利于寺庙举办各种法事活动,不断扩大佛教的影响,也有助于民众愈加深入理解佛教的各种主张,进而从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百姓的精神需求。其次,宋代社会有许多普通百姓信奉佛教,他们并未出家,而是在家修行的教徒。虽然尚不清楚他们是否严格按照佛教戒律行事,但从他们“奉佛弟子”的称谓来看,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是十分虔诚的。这些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他们的言行不仅影响自己及其家人,同时也会对邻里或其他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在宗教界与民间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使多姿多彩的宋人生活画卷得以呈现。再次,宋人之热衷于佛教信仰和其他各种宗教活动,实际上是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有各种不同的情感,也会遇到生离死别之类的人生大事。当他们无法解脱这些困惑之时,以出资刻经求取功德,这应该只是他们各种不同祈愿的方式之一,为了达成某些现实的愿望,他们会采取多种多样的途径祈求神灵。毕竟,他们希望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实现其美好的愿望。(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1]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7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日]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第二部也有部分涉及,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版等等。

[2] 这批题记经过抄录和整理后汇编成册。笔者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晓教授和在日学者王瑞来先生从日本复印回来的。写作此文之际,要对两位学者的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然而,笔者所用的是日本学者的屋胜发表在《日华佛教研究年报》第一年的特辑号上的抄录本,可能是限于当时的条件,该本错误很多,凡是引文中带括弧者均为笔者所改正或是存疑的,但无论如何是聊胜于无的。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来源于的屋胜的抄本。

[3] 后一条“关西泰州”恐系的屋胜的误抄,笔者以为当作“秦州”,《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中的泰州一在江南,一在东北地区,都与关西不符。

[4]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7章。

[5]抄录者将“乡”误成了“郡”字。

[6] 此处若干卷都是由张璿出资刊刻的,而抄录者误抄了他的住址。准确的应该是“大宋国平江府吴江县久咏乡念染(廿?柒?此处误抄。)都后庇溪居住奉佛三宝弟子张璿。”

[7]凡是括弧中带问号的字均系笔者所修改,或为疑似字。下文同。

[8]《东京梦华录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页。

[9]《古杭杂记》,《说郛》卷四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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