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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

2015年01月09日 10:47:00 黑龙江社会科学 点击:0

【摘要】: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学者对于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大致看来,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佛教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研究佛教与文学题材、主题、人物的关系,研究佛教与文学语言、文体、方法的关系。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对于宗教史、文学史与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

【关键词】:佛教;文学理论;文学内容;文学技巧

中国佛教与文学关系之研究,一直不是佛教研究或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主流。但言及中国文学理论、文学内容及文学技巧等各方面则无法避开佛教。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动荡不安,风起云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这种社会现象投射到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中,便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表述。如丰子恺,把佛教当成了乱世中的精神家园;胡适研究佛教与白话文之关系,其目的在于革新中国之语言,以拯救国家与民众。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全国仍处于高度政治化的状态之中,论及佛教,大多将其定义为封建迷信的落后思想,相关论著少之又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在宗教与文学关系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和学术政治化的价值取向,从多方面跃入禁区,探索多样的宗教与文学关系研究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一、佛教与中国文学理论关系研究

佛教产生于印度,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自传入中国以来,就不断地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产生着影响。并且,在中国悠久的传播过程中,也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多种宗派,如天台、华严、唯识、禅宗等,其中以禅宗的影响为最大,南禅宗的顿悟思想又比北禅宗的渐修思想更为盛行。南禅宗认为,人皆有佛性,顿悟即可成佛,“顿见真如本性”、“一悟即至佛地”。该思想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影响十分深远。

1980年代以前,该领域内的研究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充分重视。偶有提及佛教与中国古代文论之关系的,大多都是些旁涉性的论述。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目的都在于指出中国古代文论曾受到佛学的影响,以重新阐释文论中某些理论的意义和内涵。然而,却忽视了佛教文化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只将普及意义上的佛教教义与诗学相比,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198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对该领域的研究,也因此走向了一个更为深广的层面。纵观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该领域的著作、论文大多从如下三个方面考察了佛教文化对中国文论的影响。

1.真实论

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前,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是受儒学影响而形成的功利性的文学思想,重伦理,重政治。具体表现是儒家的“兴、观、群、怨”。这种观念并没有涉及文学的真实问题,更没有察觉到文学的审美特质。佛教传入后,中国古代文论重新定义文学的真实性,产生了新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当代学者们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有关文学真实性的观点大多受到了佛教思想观念的影响。

禅宗对自然的看法,继承了佛教大乘宗空的心物观,把自然看空,在禅宗这里,自然成为假象或心相(心境),而心才是真正的存在。这一观念,改变了中国文学家对文学的真实与虚构的认识,并高扬了作家的主体意识。

孙昌武在《六朝佛教义学的发展与文学观念的演变》一文中认为佛教“空”观对中国新的文学真实观生成具有重要作用。他说:“正是在这种‘空’观影响之下,六朝时代的文人们开始形成一种不同于传统看法的‘真实’观。早期接受佛教的著名文人孙绰、许询、支遁等。孙绰就努力摆脱‘世教’的束缚,而追求一种‘方外’的‘至真’。”从佛教对文论影响的角度,谈文学真实观的演变,是颇有见地的。蒋述卓在《佛教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一书中认为:“佛教的这一观念影响到中国小说、戏曲创作,促使中国艺术家及美学家对艺术真实、艺术虚构的认识在观念上发生了较大的转变。”蒋的论述不仅仅是指出佛教与文艺理论的一一对应关系,还力图指出佛教影响文论的途径以及过程,并有大量实例为证,思路清晰地论证了佛教之于文学真实论的关系。

除了总论佛教影响了文学的真实性以外,学者们还具体论述了佛教观念对诗人的诗学观、佛教具体范畴对文学理论范畴的影响。刘艳芬在《佛教与六朝诗学》一文中认为,“佛教认为‘神’是可以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法身或佛性,这是唯心的、荒谬的;但佛教对精神现象的高度重视和深刻阐析,不仅丰富了中国‘神’范畴的内涵,而且催生了六朝美学‘神’范畴,强化了六朝诗学重视‘神’的特征”。作者详细论述了佛教中神的观念对文学观重神特征的影响。又如何二元指出“佛学‘言意之辨’与文学‘言意之辨’回环往复,互见因果,已呈复杂之关系”[1]。明晰分析了文学史上的四种言意之辨,并指出相互之间的联系。刘丹、宋国庆在《从元好问看宗教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中认为,“诚信历来是禅宗禅悟的前提”,而禅的“诚信”“思想成为了元好问诗论的理论来源,实现了他‘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的夙愿”。

2.思维论

以禅入诗的传统,古已有之。在南宗看来,顿悟即可成佛,“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禅宗的顿悟说实质上是一种灵感思维,有着明显的艺术心理学特征。当代学者对此有高度的研究兴趣。

程亚林的《诗与禅》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下对诗禅关系作出了溯其本而追其源的多层次、立体化的论述。一般而言,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以禅入诗”和“以禅喻诗”,而作者却在占有较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禅助诗”的观点。他认为,移植和改造禅宗的超然心态观照理论,使之成为说明诗歌创作心理现象的直觉性审美观照理论,突出“以物观物”的观照方式在审美派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并以此相标榜形成与“言志派”、“缘情派”鼎足而立的审美诗派的理论,就是“以禅助诗”。这个观点,无疑是极具建设性和启发性的。张晶的《禅与唐宋诗学》在中国诗学、西方美学、佛学理论多重视野的融合中,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佛教对中国文学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对中国文学艺术思维的启发的观点。在作者看来,禅宗的顿悟说对唐宋诗歌理论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王昌龄的“三境”说,苏轼的“空静”说,姜夔的“高妙”和“自悟”说,严羽的“妙悟”说,就都是禅宗思想直接影响下生成的诗学命题。刘艳芬的《佛教与六朝诗学》则将自己的研究眼光延伸到了佛教和六朝诗学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上。该书论证了佛教对六朝诗学主体、诗学意象和诗学范畴三个大方面的影响。该书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作者对佛教与六朝诗学关系的考察始终是在一种极富逻辑性和思辨性的思维中进行的。她认为,由于佛教思想的影响,士族文人逐渐形成了开放而宽容、辩证而折中、直观而超越的思维方式;而佛教对诗学主体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渗透,又带来了诗人人生观和审美观的改变,而诗论家的理论观是对诗人创作实践的概括和提升,因而也必然有所影响。

此外,周裕锴的《中国禅宗与诗歌》在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视野中,比较分析了禅宗对艺术思维的积极影响和中国诗学发展举足轻重的意义。张伯伟的《禅与诗学》独出心裁地提出了禅宗各宗派对宋代诗学思维的不同影响。曾祖荫的《中国佛教与美学》着重研究了佛教的基本思想参与、影响中国古代审美思维论范畴的生成的途径、方式。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强调了禅宗心性学说对中国古代一系列重视心性表达的诗歌思维理论形成的重要促进作用。

3.境界论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在中国当代,对于境界的研究仍不失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叶嘉莹先生的《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立论新颖,自出机杼。叶先生认为,与境界的一般用法不同,王氏作为评词之基准的“境界”从词源上讲出于佛家语。简要地说,就是唯有由“六根”所具备的六知功能而感知的六种感受,才能被称为境界。叶嘉莹由此推出境界“专以感受经验之特质为主”。“凡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使读者也可以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者,如此才是有境界的作品”。

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则从佛教的唯识论的立场来阐释古代文论中“境界”说的产生。他认为,佛家的“境界”说包含“六境”(色、声、香、味、触、法)、“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和“六识”三部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三部分的关系是互为因缘的。在他看来,最早论述境界问题的是诗僧皎然,而在皎然那里,境界论和唯识的认识论在三个方面表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即“取境”、“造境”、“缘境”。

与上述的将视点集中在佛教与文艺理论的某一特定关系的研究不同,一些研究者的研究视野表现出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特点。蒋述卓的《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以宏阔的眼光对佛学与文艺美学对应的一系列范畴和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在这种系统化的眼光下,佛教境界说与艺术意境理论关系的探讨就不再停留在简单的类比和归纳的层面,而是进入了更为深入、广博的层面。由此,他就从新的视野提供了佛教境界说与艺术意境理论关系的理解,富有创见地指出了佛教境界说转换为艺术意境理论的三种途径:佛学仗境而生的图缘和合论生成了古代美学的思与境偕、情与景合的意境论,佛学非有非无的虚空境界论生成了古代美学的虚实结合的意境特征论,佛学的极象外之论生成了古代美学的景外景、象外象、味外味的理想意境论。李淼的《禅宗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则以整体化的视野推进了佛教境界说与艺术意境理论关系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一般学者习惯于用情景交融说来阐释意境理论,然而,该书作者以翔实的材料证明,意境论与情景交融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情景交融说是比兴说、意象说的翻版,是建立在可知解、言能尽意基础上的形象说;而意境论则是佛教的境界说催化而成的,它具有佛教的境界说强调的虚无缥缈、神妙莫测、不可把捉的特性。

此外,曾祖荫的《中国佛教与美学》、韩经太的《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等论著,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柳倩月的《唯识宗、禅宗对“境界”理论的构建作用》等论文,也对佛教境界说与古代文论中的意境论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寻。

二、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内容关系研究

在中国当代,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理论关系的论著,不在少数。而直接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想内容关系的学者更是数量繁多。纵观当代的研究情况,我们试图做以下归类。

1.佛教对中国文学主题思想的影响

佛教的轮回思想、超脱思想、因缘果报思想如何作为一种必要的“元素”介入到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学之中,成为不同时期中国文学中的主题思想?不同时期的中国作家的宗教体验又是如何沉淀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奠定了他们作品的深刻而又博大的内在质地?这些成了当代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蒋述卓的《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以翔实的材料,从多方面对中国文学中的佛教思想影响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他认为,佛教的“空”的观念对魏晋文学中的人生无常、人生空幻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窦娥冤》、《长生殿》、《牡丹亭》、《西厢记》、《琵琶记》等文学作品中则沉淀着浓厚的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

谭桂林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在国内学界第一次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全书在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上将俞平伯、许地山、丰子恺、鲁迅、周作人、施蛰存、废名等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现代作家划分为四大类型,即信念型、修养型、研究型和实用型。他们或者受到佛教“超脱”思想的影响,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平和超越意识;或者受到佛家“空”的观念的影响,在作品中极力凸显一种人生虚无意识。

哈迎飞的《“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就佛教对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的影响一一进行了颇为独到的探讨。研究者不仅注意将现代作家放入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大环境中看待,还注意到了在传统价值体系崩溃后的佛教思想在知识分子之间的蔓延。如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作家就在经历了无数人生挫折和精神磨难之后将眼光由向外寻求真理转向了宣扬“超悟”的佛学,佛教的超脱、空的思想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抗拒外界风雨摧残的理想精神家园。由于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有关现代作家与佛教关系的较为全面的研究,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几乎是空白。谭著与哈著的问世,极大地拓展了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空间。

此外,谭桂林的《俞平伯:人世无常与刹那主义——现代文学主题的佛学分析之一》将俞平伯与古代文人思想中的佛教影响进行了对比分析,在对比中富有创见地指出了俞平伯思想的独特性:企求用一种“刹那主义”作为精神力量来抗御无常对自己的重压。葛兆光的《死后世界——中国古代宗教与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对佛教生死观促进中国文学独特的“达观”的人生观的生成的重要作用做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王红升的《佛教思想对苏轼黄州时文学创作的影响》、赵毅的《<红楼梦>的佛教思想略论》、佟金丹的《自色悟空——从爱情描写透视徐訏小说的佛教思想》对佛教的人生无常、万物皆空的世界观在不同时期作家作品中的体现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赵杏根的《佛教因果说与中国文学》、何清清的《佛教因果观与六朝至初唐志怪小说》、吕丽梅的《论佛教因果观对唐传奇艺术的影响》、毛慧萍的《论佛教因果律与<聊斋志异>的伦理思想》等,对佛教因果律与伦理观念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也做出了细致而又深入的分析。

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也与中国的儒、道两家融合交织,形成了复杂的思想体系。表现在文学思想里,则可看到各种佛教思想的痕迹,对其做整理研究工作,难度尤甚。当代有关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由个案分析趋向思潮研究,这也从客观角度反映了文化热在当代社会的盛行。而从实证性研究走向思辨性研究则可看到有关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之深刻化。这两种研究方式各有裨益,在对待具体问题时,当代的研究者已作出了较为准确地把握。

2.佛教对中国文学题材、形象的影响

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们用的是描述性的研究范式。如:张中行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提道:“俗文学作品的题材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现实生活中有佛教的成分,题材中自然也会有佛教的成分。如果深入地考察,把凡是与佛教有关系的事物都包容在内,那就几乎可以说,中国俗文学作品的大部分,题材与佛教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举例说,作品的故事内容不管是用什么体裁表现的,它常常会提到僧徒、寺院、修持、神通、菩萨、罗汉、乃至阎罗、地狱、鬼魂、报应等等,这样的题材当然是从佛教来的。”接下来,他便对该情况进行归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描述了文学作品的题材来自于佛教的情况。张先生把文学归为雅、俗两类,分别进行论述,这种做法是有待商榷的,但佛教对文学题材及内容造成的影响,已然是无异议的了。

1990年代及以后的研究者,在谈及佛教对文学题材的影响则更为深入和细致,开始从泛论走向了具体。如:研究佛教中的龙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台静农在《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的第二部分《佛书中龙的故事对唐人传奇的影响》中,指出唐人传奇《柳毅传》的取材是来源于佛经中龙女遇难的故事。

除了细致地实证研究佛教题材、形象对文学产生了影响外,研究者们还从具体性形象入手阐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如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和夏广兴的《观世音信仰与唐代文学创作》等,该类著作侧重于清理民间的各种神佛故事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由此展开的论述,可以直接展示出民间的社会形态,以及佛教民间的传播特点,为我们打开了另一个生动广阔的研究视角。

有关具体形象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者们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佛教题材、形象的研究,挖掘其背后的佛教文化在中国各个时代的传播、影响以及阐释等情况,由此显示出了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大大推进了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3.佛教对中国文学类型与母题的影响

学者们从母题和类型入手解析佛教与文学的关系,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研究现象。此类著述涉及面广,一类文章大多从故事母题入手,研究其文化意蕴。如刘卫英在《金庸小说动物求医报恩母题的佛教文献溯源》中指出金庸小说中侠义人以疗病医伤救助动物,又幸运地蒙“侠义兽”报恩的故事,可能受到西域传来象求医报恩的佛经故事启发[2]。范军《佛教“地狱巡游”故事母题的形成及其文化意蕴》则表明“对最集中地收录‘入冥’故事的《冥祥记》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佛教地狱观念为中国冥界思想增添的新内容,以及佛教地狱观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的轨迹[3]。”这些论述大多从具体故事母题的角度切入,上升到对文化的剖析,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但是上升到文化层次时,容易流于泛论,因此,该领域还期待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由以上的综述可见,佛教在东传过程中,对中国文学的主题思想、题材、形象产生了复杂深远的影响,研究者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喜人。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的兴起,研究者们也开始运用多种多样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深入研究佛教与文学的关系。这些都说明,佛教将以更为具有活力的形态继续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

三、佛教与中国文学语言形式关系研究

佛教的原始经典与教义大多用梵文书写。因而,佛教经典与教义要想在中国发生广泛的影响,它就必须被翻译成中文。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佛教翻译促成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也在推动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因为,佛教翻译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在精神上的对话过程,译者愈是能与原作者和译本进行不断的对话,那么,译者就能从原作者和译本那里获得不断的领悟,他的固有的文化图式也会因在与译文图式反复的顺应或同构中而有所调整、有所改变。而在这些改变中,自然也包括文学语言、形式和技巧的变化。

1.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语言之影响

现代学者瞿秋白曾给予佛经翻译很高的评价:“佛经的翻译的确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相当的功劳。第一,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最简单的语言’去翻译印度日耳曼语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语言——梵文。第二,佛经的翻译事实上开始了白话的运用——宋儒以来的语录其实是模仿佛经而来的。不但如此,照现在已经发现的材料来说,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学也是在佛经影响之下发生的……佛经的翻译从汉到唐的进化,正是从文言到白话的进化。”(王秉钦:《再论翻译》)这一观点站在文学史的高度考量了佛教对于中国文学语言的影响。当代学者研究佛教与语言的关系时,更从泛泛的全面谈论走向了具体个案的深入分析。

在论及佛教与词汇方面关系的有张美兰的《五灯会元动量词研究》、颜洽茂的《魏晋南北朝佛经词汇研究》和《南北朝佛经复音词研究》、朱庆之的《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等。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朱庆之的《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该著充分挖掘了翻译佛典对中古汉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该领域的研究,过去大多以中古文言典籍为主,朱庆之先生的研究重点则是更为接近当时日常用语的汉译佛典,他的研究解决了语言学界若干疑难问题。

在佛教对语言的影响中,最为热门的,当数音韵类的研究,而在音韵类的研究中,最为热门的,又属对声律论的讨论。“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4]。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先生最早提出“四声”与佛教的关系,他认为“四声”是受到了佛经转读的影响而产生的,“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5]。当代学者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03年),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等,大多采用此观点以论述永明声律论。但也有人对此质疑。如郭绍虞先生认为“陈氏谓平上去三声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佛经转读之三声固极有理,但只能说是受佛经的启发才完成这个文字音韵学的新发明”;“汉字的读音早已打好了这个基础,所以沈约等受到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自然会受到启发而创为四声之论”(《永明声律说》、《声律说考辨》、《文笔说考辨》)。

有关四声与佛教的关系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双方各圆其说。其结论是否正确有待探讨,但笔者认为,佛经转读即使没有对“四声”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完全否定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些偏颇的。

纵观当代学者对于佛教与文学语言关系的研究,可看到佛教对语言影响的研究不仅层面广,而且有深度。这些成果不论对佛教研究本身还是对语言学的研究都是极具意义的。

2.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体裁之影响

佛教给中国文学体裁形式带来的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从诗歌,到小说,都显示出明显的佛教影响的痕迹。

首先,佛教对中国文学体裁影响最为深远的,在于叙事文学方面。学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也最为充分。俞晓红在《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中明确指出:“从-变文.的体式、题材诸方面看,其中一部分已经具备了白话小说的诸种美学特征,可以视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端,并且影响到后世白话小说的发展,拥有明显的小说史价值。”有的学者甚至直接把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直接归为古印度史诗。如:普慧、张进在《佛教故事——中国五朝志怪小说的一个叙事源头》中说:“中国古代的整个叙事文学就有了一个从源到流的完整的发展线索了,那就是:天竺史诗-佛本生故事-五朝小说(志怪、志人)-唐变文、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这种观点固然使人耳目一新,但它几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否定了中国本土文化对小说形成的作用。这在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是需要警惕的。但这种研究现象,也客观地说明了佛教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次,是研究佛教对抒情文学体裁的影响。高华平在《论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诗体由‘古体’到‘近体’的‘新变’,实际是受佛教影响的结果。佛教使中国古代诗体的发展由重音乐节奏,转向了重平仄声律的方向。”张中行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一书中指出:“由此可见,在南朝齐梁之际,沈约等人是受到佛经转读的启发,才提出四声的理论;然后把四声的理论运用到诗的格律上,因而开创了永明体。永明体是唐朝严格的律诗的前锋,此后,近体诗迅速地成长、发展,不久就取得主宰诗坛的地位。推源溯流,这个影响是很重大的。”高文强在《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一文中,注重从整体考察佛教与永明体的关系,并得出“佛教影响声韵学的兴起与发展是声律论出现的前提,而佛教徒对佛经中声律问题的研究,则推动了诗歌声律问题的讨论,并为声律论提供了相应的概念”的结论。有关永明体的研究,以往的学者大多过于关注声律论中的“四声”之说,而对永明文学批评的其他方面则有些忽视。这容易导致对永明体认识的片面,也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声律论。而高文强的论述从整体出发,则有效地避免了以上问题。

当代学者对佛教与中国文学体裁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上两个方面。当然,佛教对中国文学体裁的影响,以及学者们所做的相应的研究远不止于此,“变文”的讲唱交替的形式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它影响到各个时期文学体裁的形成,如鼓子词、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当代学者在这些方面均有涉及,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不一一列举。

3.佛教对中国文学创作方法的影响

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佛教三界的世界图式,神佛鬼怪的种种变化等对中国文学新的创作方法的促进、生成之上。

有学者认为:“有些佛教经文衍生出小说,其影响作用不仅在于题材,也不仅在于宣扬佛教观念或学说,更值得重视的是佛教空幻、夸张和奇特诱人的想象力,对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艺术起了积极的诱发作用。佛经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超凡的玄想和极度的夸张,,有些佛教典籍,其中某些经文不但以其故事题材供给后代,而且它那变幻多端、想象奇特的思想艺术特点也对后来小说创作起到了启发、哺育的作用。”[6]论文学中的想象,自古以来大多追溯到庄骚传统,研究者在中国文学中,看到源于佛教的奇特想象,是极有眼力的。与郭豫适一样,丁永忠也注意到了佛教影响下的中国文学想象思维的空幻特质:“佛教(大乘)哲学所具有的‘性空幻有’的‘空观’思想,决定了它始终以‘一切皆空,譬如幻化’的‘梦幻’眼光来审视人间万象。这样一来,必然促使一切佛经故事或由佛经故事派生出来的一切文学作品,会处处泯灭现实与幻想,物质与精神的界线。”[7]除了实证佛教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空前广阔的想象世界,以及分析其形成特点以外,学者们还注意到了在佛教影响下的创作手法与主题之间的关系。如学者夏广兴在《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梦文学》一文中指出:“佛教的传入,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及表现手段,特别是佛教与梦幻的勾连,把人生的虚幻、不实,通过梦境,巧妙地展示出来,使小说在表达这一主题思想方面更具震撼力。”独特的创作手法是在佛教思想下影响而形成的,反过来,这种创作手法又更好地推进了佛教思想的传播。由此可见,对此领域的研究是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的。

改革开放以来,古老的中国越来越以开放的姿态迎接西方文化的冲击。宗教等文化热潮因此而兴起。由此看来,研究佛教与文学之关系,就不只是一个学术课题,而且也是在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谋求一条出路。此工作不仅意义重大,且任务艰巨。综上所述,我们在此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是要注意辨析佛教与佛教文化、佛教形式与佛教意识的区别。许多学者在谈及文学与佛教的关系时,往往将佛教与佛教文化、佛教形式与佛教意识混为一谈。而事实上,对文学发生影响的一般是佛教文化和佛教意识,而不是佛教与佛教形式。其次,作为两种文化意识形态,佛教与文学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一直处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状态中,然而,现有的佛教与文学关系的论述,探讨佛教对文学影响的成果多,研究文学对佛教影响的成果少之又少;探讨佛教与文学同一性的成果多,研究佛教与文学差异性的成果少之又少。这种研究既没有全面地反映佛教与文学的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也对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不利。因而,加强文学与佛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加强佛教与文学差异性的研究,已是势在必行之事。再次,在现有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佛教与古代文学关系的成果偏多,论述佛教与当代文学关系的成果偏少。我们认为,佛教与古代文学关系固然值得重视,而处于正在进行时的佛教与文学关系同样值得我们特别加以关注。只有这样,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才会永远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文:陈薪羽、赵小琪)

参考文献:

[1]何二元.论四种“言意之辨”[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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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军.佛教“地狱巡游”故事母题的形成及其文化意蕴[J].华侨大学学报,2005,(3).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28-329.

[6]郭豫适.论儒教是否为宗教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的关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3).

[7]丁永忠.浪漫陶诗与魏晋佛教[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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