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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2015年09月30日 13:16:00 《世界宗教文化》 点击:0

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他引证中印佛教的经典,为人间佛教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他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是为了更好地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人间佛教依然是佛法而不是世间学。觉悟人生、智慧解脱是佛教不变的根本宗旨。因此,人间佛教不能只有“人间”而没有“佛教”,它只是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教入世担当“人间使命”,人间性不应遮蔽其“出世间”的宗教性和神圣性。同时,佛教作为宗教,是一种精神文化资源,能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资粮。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仅仅是引导信徒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更不是简单的佛教搭台经济唱戏,而是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和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同时,还要为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在中国佛教文化繁荣发展的今天,重温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于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地发挥佛教精神性资源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在中国佛教文化繁荣发展、人间佛教在两岸四地成为主流的今天,重温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曾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他特别提到了佛教,提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并认为“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那么,中国佛教文化的特色是什么?形成的“独特的佛教理论”又有哪些?笔者认为“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对佛教思想的发展,这一“独特的佛教理论”是对佛教文化的重要贡献,而在这其中,赵朴初也有他独特的一份贡献。

1983年12月5日,赵朴初在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题为《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对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和人间佛教做了特别的说明,他说:“中国佛教已有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以为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第一是农禅并重的传统。……第二是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第三是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2]这里,他提到的三个优良传统,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佛教的“中国特色”。而他提到的“人间佛教”,则从“中国佛教向何处去”的高度做了强调。他特别号召全国佛教徒:“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3]正是在他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佛教日益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致力于自利利他,实现人间净土。赵朴初在这里提到的人间佛教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他引证中印佛教的经典,为人间佛教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二是他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是为了更好地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这两点也是今天在推展人间佛教时需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赵朴初引证的《增一阿含经》和《六祖坛经》分别是中印佛教中的重要经典。《阿含经》作为早期佛教的基本经典,集中体现了佛陀创教的根本精神,特别是对佛陀重视人间的精神有充分的揭示,而《六祖坛经》作为唯一的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其人间佛教思想既“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4]。透过这两部佛教经典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间佛教并不脱离传统的佛教而发展,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佛陀创教的根本情怀,而中国佛教又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继承发展了佛教的根本精神。

虽然从本质上说佛教是追求出世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从现实的“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但佛教提出的超脱生死轮回的解脱理想,本身就表达了佛教对人间苦难人生的悲悯和对永超苦海之极乐世界的向往,表达了对人生永恒幸福的一种追求。同时,佛教又通过强调“众生平等”特别是追求宗教解脱中的平等[5]和“自作自受”的“业报轮回”而将人们引向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实践,鼓励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美好的人生。这种理论不仅蕴含着劝人向善、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且表达了佛教的人间性和佛陀对社会人生的关怀,表现出佛陀创教的根本精神就是帮助众生实现“慧解脱”。如《法华经·方便品》中所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6]为了实现出世解脱,就必须在人间修行。佛陀说:“比丘当知,三十三天著于五欲,彼以人间为善趣,……所以然者,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7]他还举自己为例:“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8]大乘佛教发展起来的“生死涅槃不二”“世间出世间不二”等基本精神,更好地沟通了佛教的出世理想与人间现实生活的联系,并为建立人间佛教、人间佛国净土提供了依据。中国佛教正是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根本精神,同时又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氛围中,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有所发展和创新,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在同中国儒、道等的冲突与互融中,佛教日益走向了现实的社会人生。立足于“众生”的解脱而强调永超人生苦海的佛教在中国则更突出了“人”和人生问题。宋明以后,“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9]成为佛教界的普遍共识,近现代复兴的中国佛教则一步步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

但是,中国佛教的入世化倾向并不改变它本质上仍然是讲求“出世”的宗教,因为它毕竟不是以入世为最终目的,而是视入世为方便法门,以出世解脱为旨归的。中国大乘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从佛教自身的发展来说,是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中国佛教所倡导的“出世不离入世”实际上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因此,在提倡人间佛教、强调中国佛教“出世不离入世”特色的同时,还应该不忘加上“入世以求出世”。这既体现了佛陀创教的本怀,也更全面地揭示了中国佛教的重要特点。[10]这也正是笔者最近专门撰文强调的:“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具有儒学化、道学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认其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及与之根本上的一致。中国佛教的儒道化色彩,并不影响中国佛教仍然是‘佛教’。”[11]对“人间佛教”亦应作如是观。

赵朴初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佛教应该更好地担当“人间使命”的思想也值得认真温习。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佛教作为宗教,它是一种精神文化资源,能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资粮。佛教作为本质上追求出世的宗教,它的解脱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它是以“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为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的,觉悟人生、智慧解脱是佛教不变的根本宗旨。因此,“人间佛教”不能只有“人间”而没有“佛教”,它只是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它一方面必须担当“人间”使命,另一方面也必须有“出世间”的宗教性和神圣性,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觉觉他”、“自度度人”的人间“使命”。佛教入世担当“人间使命”,人间性不应遮蔽其“出世间”的宗教性和神圣性。

在谈到人间佛教时,人们常引用六祖惠能的名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12]其实,如果把这个句子反过来读,我们就会看到,这里既强调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同时也强调了“在世间”的“佛法”和“觉世间”。也就是说,在强调佛教的“人间”性时,并不能忽视“在世间”的“佛法”,“不离世间”是要“觉世间”,亦即“觉悟”人生、实现解脱。这两者应该是人间佛教必须重视的两个侧面,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这也正是笔者认为赵朴初提倡人间佛教时认为它有利于担当新的历史时期“人间使命”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对太虚法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早年太虚法师在首倡“人生佛教”时,曾提出了“契理”“契机”的两大原则,这对我们今天讨论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笔者曾提出,我们不能在强调佛教的中国化或人间佛教的入世性时,忽视了佛教出世解脱的根本宗旨以及中国佛教契合佛陀本怀的普世性意义和价值。人间佛教依然是佛法而不是世间学,因为它契证的是佛陀之本怀,如果遮蔽了其向上的维度,则将与一般的世间学如儒学等无异,那么佛教的独特价值也就难以得到彰显和发挥。

在这方面,太虚法师当年的说法和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都对我们深有启发。从契理契机的原则出发,太虚法师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同时,又强调了要在人生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依佛陀的教法去信、解、行、证,以超越生死苦海的厄难。他曾基于“我们毕竟是人世间的人”而提出了“培本报恩”“服务社会”和“建设国家”三项要求,接着又特别强调:“如果前三种能够‘实践躬行’的做得到,也只是一个平庸的人,……这里要说明进德修道的第四点。”这就是“要依佛的教法去信、解、行、证。不然,难于超越生死苦海的厄难”。作为佛教徒“要依佛的教法请明师指教去修行——皈依三宝。依佛的法而行住坐卧不离,才有出离生死苦海之一日”。[13]这就是说,既要能面向人生,服务社会,更要能“进德修道”,依佛法修习,这样才能达到“自他两利”、既做人又成佛。赵朴初也指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口号把世法、出世法都包括了……我们就是要有成佛作祖的志愿。……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学、要修,学和修都是非常重要的。”[14]“菩萨行总的来说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菩萨以此六波罗蜜作为舟航,在无常变化的生死苦海中自度度人,功行圆满,直达涅槃彼岸,名为成佛。菩萨成佛即是得大解脱,得大自在,永远常乐我净。这就是大乘佛教菩萨行的最后结果。”[15]他特别强调要“加强信仰建设”,认为“信仰建设是核心”,“首先是要求寺院僧尼具足正信,勤修三学”,必须坚持“修禅念佛,讲经说法”。[16]

从太虚法师和赵朴初关于人间佛教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间佛教”既关注“人间”,更强调“佛教”,如果说“人间”表达的是契机,那么“佛教”更多地就是要契理,若离开了“出离生死苦海”“成佛作祖”的解脱目标,那么佛教的人间事业就与一般的公益事业无异,佛教与其他宗教或理论学说的殊胜之处也就无从显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发扬了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又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和人间佛教的进一步推展,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中特别提到,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里都突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性作用。这就提示我们:弘扬中国佛教文化,不能仅满足于建寺盖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仅仅是引导信徒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更不是简单的佛教搭台经济唱戏,而是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和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同时,还要为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它的独特精神体现在哪里?如何才能使中国佛教在今天人们建设精神家园中发挥更好的积极作用?

笔者曾撰文探讨过中国佛教的主要特点[17],并认为,有“哲学的宗教”之称的佛教,其博大精深的佛学传至中土后,经与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圆融精神、伦理精神、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实践精神等独特精神。[18]同时也强调,佛教毕竟是宗教,信仰无疑是其最核心的内容,“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其信仰层面有对佛菩萨的崇拜,而其崇拜的落脚点则是期待众生从人生苦海中得到解脱,这与儒家敬畏天命鬼神的以人为本的宗教精神正相契合。从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历史及其与儒家的关系来看,可以说,儒学的人文精神,引发了中国佛教的人本化、心性化,而儒学的宗教精神则接引了作为宗教的佛教的信仰教义。中国佛教在儒学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和天道人性贯通的宗教精神的影响下,最终将神圣的佛性与现实的人心结合在一起,通过对主体自我的肯定而日益走向了现实的社会人生,从而完成了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至今仍在现实中发挥着深刻影响。”[19]如何深入研究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的优秀精神文化资源,仍然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在中国佛教文化繁荣发展的今天,重温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于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地发挥佛教精神性资源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宗教的发展及精神”(编号:07BZJ005)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批准号:10JZD0004)的阶段性成果,曾在2014年10月31日-11月2日香港召开的“赵朴初思想研讨会”上报告,在此发表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

[2][3]《赵朴初文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62、563页。

[4]洪修平:《〈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河北学刊》,2011年第6期。

[5]《别译杂阿含经》卷五中说:“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大正藏》第2册,第409页上)

[6]《大正藏》第9册,第7页上。

[7]《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六,《大正藏》第2册,第694页上。

[8]《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大正藏》第2册,第705页下。

[9]《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七,《大正藏》第47册,第929页下。

[10]参见洪修平:《对当前人间佛教发展的若干问题之反思》,《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1期。

[11]洪修平:《从三教关系与契理契机谈隋唐佛教宗派》,《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5期。

[12]《六祖坛经·般若品》,洪修平、白光注评:《坛经》,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13]《学佛先从做人起》,黄夏年主编:《太虚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237页。

[14][15][16]《赵朴初文集》,第1213-1214、674-675、1237页。

[17]参见洪修平:《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8]洪修平、陈红兵:《论中国佛学的精神及其现实意义》,《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

[19]洪修平:《殷周人文转向与儒学的宗教性》,《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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