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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斌:不空的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

2016年01月07日 15:05:00 《五台山研究》,2014年第1期 点击:0

内容提要:

通过对护国思想的实践,直接推动了唐代佛教尤其是密宗的繁荣发展。本文对不空的护国经典传译、护国思想的基本结构、护国实践的展开与基本类型、以及护国思想与实践的历史影响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认为不空的佛教护国实践无论是对唐王朝政治统治的扶助,还是对佛教本身尤其是密宗的发展,以及对佛教社会化、民间化的促进,和对后世佛教护国实践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不空 佛教护国 密宗

东晋高僧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一语道破了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政治对宗教的扶助,二是宗教为政治统治的服务。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护法皇帝”在历史上并不鲜见,而能使佛法直接明确地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僧人却为数不多。其中宣称佛法护国并大力实践这种思想的僧人,唐代密宗大师不空则是首屈一指。

不空(705—774),全称为不空金刚,法名智藏,与鸠摩罗什、玄奘、真谛并称佛教四大翻译家。不空“生于天竺,长于西域”,十岁便随舅氏到武威,十三岁以“观风大国”的态度游学太原和长安。开元七年(719)不空拜金刚智为师,学习昙章,诵持梵经。天宝元年(742)前往印度和狮子国寻求密藏梵本,天宝五年(746)携大量密教经典、仪轨回长安居于鸿胪寺,不久即被玄宗召入大内。不空自天宝十二年(753)“请福河西”为始,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译经传法、修建道场和举行法事都是以“上资王室,下润生灵”为目的,始终贯穿着其佛法护国的思想。

一、不空对佛教护国经典的传译

不空年少时即来到中国,生活在浓厚的汉文化氛围中,所以深谙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理,弘法要得到政治的庇护与支持,佛法就要为政治统治直接服务。天宝十二年(753)至大历九年(774)间,不空所译经典多以是否能“护持国土”、“有助王化”为标准,并在佛教经典中积极寻求护国思想的理论依据。

1.重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并完善念诵仪轨

在不空本有的护国忠君思想的指导下,其翻译经典传持密法的指向性就非常明确,在这方面最具代表的就是重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下称《仁王经》)。鸠摩罗什翻译过《仁王经》,但不空认为义理有尚未通融之处。所以不空前后两次翻译《仁王经》,大肆宣扬该经中的护国品,认为《仁王经》具有很大的护国作用,经中说:

“一切国土若欲乱时,有诸灾难,贼来破坏,汝等诸王,应当受持、读诵此般若波罗蜜多,严饰道场,置百佛像、百菩萨像、百师子座,请百法师解说此经。于诸座前燃种种灯,烧种种香,散诸杂花,广大供养衣服、卧具、饮食、汤药、房舍、床座一切供事;每日二时讲读此经。若王、大臣,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听受、读诵、如法修行,灾难即灭。大王,诸国土中有无量鬼神,一一复有无量眷属,若闻是经,护汝国土。若国欲乱,鬼神先乱,鬼神乱故即万人乱,当有贼起,百姓丧亡,国王大子王子百官互相是非,天地变怪,日月众星失时失度,大火大水及大风等,是诸难起,皆应受持、讲说此般若波罗蜜多。若于是经受持读诵,一切所求,官位富饶,男女慧解,行来随意,人天果报,皆得满足,疾疫厄难,即得除愈,杻械枷鏁捡系其身,皆得解脱,破四重戒,作五逆罪,及毁诸戒无量过咎,悉得消灭。”[①]

该经大致讲述了释迦牟尼曾经为十六位国王说护国法,若在国土中出现刀兵四起之事,则举国上下受持读诵此经,置办佛菩萨像和请法师前来宣讲,就有无数鬼神前来护持,灾难便可化解。这是一般经典流通品中常有的说法,但该经与其他不同的地方是把功德的受益者直接上升为统治阶级而不是一般的善男信女。所以不空依此发挥,在奉持品中将此经的受持方法更加简单化密教化,作用更加明确化、功利化,即只要持诵此经中的陀罗尼,菩萨便会前来使其国土免于灾祸,并强调“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功德,犹如虚空不可测量。若有受持读诵之者,所获功德能护仁王及诸众生,犹如垣墙亦如城壁,是故汝等应当受持。”[②]《仁王经》译出后,代宗亲为制序,并称“可推而行之”。

为宣传《仁王经》的护国作用,并大力推行此经以扩大佛法护国理论的影响,不空又亲自编纂了《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陀罗尼念诵仪轨》、《仁王般若念诵法》和《仁王般若陀罗尼释》各一卷。之后,按照仪轨在西明寺、资圣寺组织了百次讲演,并令密宗弟子如法修持。

2.《王法政论经》

如果说《仁王经》仅仅是对国土护持的宗教祝愿,那么不空译介的《佛为填忧王说王法政论经》(下称《王法政论经》)却是一部议论王政得失的经典,此经从佛法的角度提出了天子行为的规范,以期政治统治避免过失而使天下太平,这是一种更加直接的护国之策。经中说:

尔时,世尊告优填王曰:大王,今者应当了知王之过失,王之功德,王衰损门,王可爱法及能发起王可爱之法。云何王之过失?大王当知王过失者略有十种,王若成就如是过失,虽有大府库,有大臣佐,有大军众,而不可归仰。何等为十?一种姓不高;二不得自在;三立性暴恶;四猛利愤发;五恩惠赊薄;六受邪侫言;七所作不顺古先王制;八不顾善法;九不鉴是非胜之与劣;十一向纵荡专行放逸。[③]

《王法政论经》提出了为政者过失十种,其中第一种就是不注重门第,这与魏晋以来形成的士族门宦利益集团统治国家的精神深深吻合,统治阶级肯定是乐而受之深信不疑;第七条所说不顺古先王制,更是为封建王朝的嫡长子传承制度量身打造,也为封建礼制的长幼有序做了补证。其他则是对国王品行与治国之策等方面的考量。经中又列举了五种衰损门:

一不善观察而摄群臣,二虽善观察而无恩惠,纵有恩惠不得及时,三专行放逸不思国务,四专行放逸不守府库,五专行放逸不修善法。如是五种皆悉名为王衰损门。[④]

五衰损门中不善观察而摄群臣,这既是对帝王用人之道的提醒,也是有才干的臣子希望帝王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中间三种都是劝诫统治者能赏罚分明、精心理国的建议,最后一条则是劝诫受持佛法。这些从佛法角度提出的建议都是帝王治国的良策,相对于世俗的说教只不过多了“修善法”一条,而这恰恰是不空建立在政教互扶理念上的护国思想。最后,不空又强调了受持此经的功用:

若读若诵此秘密王教,依之修行即名圣王,即名法王。诸佛菩萨天龙八部,日夜加持,恒常护念,能感世间风雨顺时,兵甲休息,诸国朝贡,福祚无边,国土安宁,寿命长远。是故当获一切利益,现世安乐。[⑤]

3.毗沙门天王信仰经典的传译

在《仁王经》和《王法政论经》中直接承担护持国土主要角色的是北方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信仰曾经是唐朝面对西北边境军事压力的最大精神支柱。《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云:

又天宝中,西蕃、大石、康三国帅兵围西凉府。诏空入,帝御于道场,空秉香垆诵《仁王》密语二七遍。帝见神兵可五百员在于殿庭,惊问空。空曰:毗沙门天王子领兵救安西,请急设食发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东北三十许里,云雾间见神兵长伟,鼓角宣鸣,山地崩震,蕃部惊溃,彼营垒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绝,城北门楼有光明天王怒视,蕃帅大奔。帝览奏谢空,因勅诸道城楼置天王像。[⑥]

不空传译了《毗沙门天王经》、《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及《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各一卷,渲染了毗沙门天王的护国功能。《毗沙门天王经》中说:“尔时毘沙门天王在于佛前,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为未来诸有情等利益安乐、丰饶财宝、护持国界故,说自真言。”[⑦]《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中则说:“尔时那咤太子,手捧戟。……我昼夜守护国王大臣及百官僚……我为未来诸不善众生,降伏摄缚皆悉灭散故,亦护持国界故。”[⑧]《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中还提出一种新的护国方法:“若欲降伏诸国兵贼众者,当画一像,身卦紫磨真金甲,于净室中烧众名香乳,头熏陆香,诸色香花饮食供养,真心诵念天王真言十万遍。天王领天兵来助,他国兵敌自退散。若能昼夜诵念不绝,天王使太子独健领天兵千人,卫护不离其侧。”[⑨]

毗沙门天王信仰与《仁王经》、《王法政论经》互相补充,支撑了不空护国思想理论的完整体系。

二、不空佛教护国思想的基本结构

不空佛教护国思想的完整体系是由国王护法与佛法护国这两个方面构成的。以往谈护国,大家着重关注的是佛教如何护国,其实佛教在大讲护国的同时,也将护国与护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宗教的护国与世俗意义的保家护国有了本质的区别。

不空的佛教护国思想虽然也有追求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宗教直接为维护现实政治服务。国家就是李唐王朝,这不仅包括唐朝的国土安宁,四海升平,还包括皇帝及皇室成员的个人安危,以及用佛法对百姓的教化。

另一方面,透过不空所有的护国言论,我们可以发现,他所说的种种护国实效都要建立在统治者以大乘理国这一前提下。不空在遗书中称:“自髫龄出家,依师学业,讨寻梵夹二十余年,昼夜精进……远游天竺,涉海乘危,遍学瑜伽,亲礼圣迹,得十万颂法藏,印可相传。来归帝乡,福地行化。”可以看出,他最大的人生理想还是要穷毕生之力而以佛法广化世人,以毕生所学弘扬释迦学说。这本是每一位外来僧人的最终理想,而他们选择的道路却有不同。不空以独具睿智的眼光选择了扶持政治,而再借王政之力发扬佛法的道路。所以说不空在选择为政治统治直接服务的同时,其目的就是要政治推动宗教的发展。不空说帝王只有信奉佛法并且以佛法治理国家,此国土、此国王才能受到佛菩萨的护持。他在大历七年给代宗的奏表中说:“昔释迦如来先有悬记,一乘典语兴在中华,当有至圣帝王,必以大乘理国。八百余载,历代帝王圣贤多矣,实未有如陛下者也。”由此可以看出不空极力推崇帝王以佛法治国,而若有帝王以佛法治国,佛法焉能不兴?《王法政论经》虽深受帝王喜爱,但是如果帝王不信因果报应,不能持戒修福或者不受密教灌顶则不能得到佛法的护持。此经说:“若诸国王任持正法,与诸内宫王子大臣,共修惠施,行好善事,持斋受戒,慈三摩地门上妙梵行,频作护摩,息灾增益,建曼荼罗,具受灌顶,是为功德圆满。若能如是行者,是名净慧具足。”如此一来,帝王将相争相灌顶,举朝尽是陀罗尼灌顶弟子,则能使王政和密法相得益彰。

三、不空佛教护国实践的展开

不空一生礼遇三朝,位列三公,史称“冠古绝今,首出僧伦”,这与其护国思想的实践密不可分。通过积极的与朝廷重要人物的交往和准确把握变幻莫测的时局,不空赢取了统治者的信任和支持,逐步登上了唐代的政治舞台。

天宝十二年(753),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拒吐蕃有功而得意于玄宗,他上奏让不空为战事祈福,便得到恩准。是年,不空便北上长安西至河西,在哥舒翰处得到一切应有的供养。在此期间,他又结识了封常清、田良丘等朝廷重臣,而且与太子李亨也有了往来。此时,不空结束了“韶州养疾”四年的“赋闲”时光,在河西战场设坛护摩,为三军将士请福,为国息灾,这是其护国思想实践的开始。

天宝十四(755)年七月,举国陷入安史之乱的战火中。不空在此危急关头以睿智的政治眼光分析局势,毅然选择继续支持李氏王朝。在支持李氏王朝的问题上,不空选择了拥兵北上的皇太子而不是幸蜀的玄宗,其一是因为不空弟子含光等人随侍在肃宗左右,讯息往来方便,但更重要的是不空已经看到了政治发展的局势更有利于肃宗。肃宗在灵武时,与不空往来书信,不空给肃宗登基给予了精神支持。“至德中,銮驾在灵武、凤翔,大师常密使人问道,奉表起居,又频论克复之策。肃宗皇帝亦频密谍使者到大师处,求秘密法,并定收京之日,果如所料”。从这个时候开示,肃宗对不空进行全力的扶持,凡是不空所请大都应允。肃宗在至德二年(757)为表示对其尊崇,不再称其名,而已灌顶密号不空相称。乾元三年(760),肃宗敕准不空在大兴善寺为国家建立灌顶道场。至此,不空在宗教界准领袖地位已经确立,无其名而行其实。

给不空宗教领袖正名的是代宗皇帝。永泰元年,代宗让不空做了鸿胪卿的正二品文散官,至此,不空完全确立了在全国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地位。代宗就是不空所译《王法政论经》中的仁王形象,而且不空所奏译经造寺、举行法会等事代宗无一不允。在此期间,不空以大兴善寺为弘法中心,“一切宗教活动,除了发展本宗之外,紧紧围绕着护王护国这一主题,直接为皇室政权服务”[⑩]。“发展本宗”是不空的宗教理想,作为一个信徒这是其生命的组成部分,须臾不可忘怀;“护王护国”则是其社会理想,这是处理政教关系、服务社会并获得政治支持的必要途径。所以,到了代宗时期,不空在打开中兴密宗局面的同时,其护国思想的实践也得以全面展开。

四、不空佛教护国实践的基本类型

1.祈雨止风

古代人们经常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和执政者的得失联系在一起,所以一些灾害性天气的出现常常会影响到政局安危;另一方面,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期,气候变化决定着年收丰欠,直接关系着百姓万民的生存和国家安定。密宗宣称其功能强大的咒术,拥有祈雨止风的神奇功效。拥有此类神通的密教僧人在历史上有很多记载,暂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却是吸引执政者以至百姓信奉的关键所在。

不空从狮子国取经回长安后,即奉敕入大内,建立曼荼罗为玄宗皇帝灌顶,并移住净影寺。“是岁也,终夏愆阳,帝请大师入内请雨。制曰:时不得赊,雨不得曝。大师奏《大孔雀明王经》坛法,未尽三日,膏泽弥恰。”又“后有大风卒起,敕令大师止风。大师请以银瓶,作加持法,须臾风止。帝殊器重。后有池鹅,误触瓶倒,风击如前。敕令再止,随止随效”。又“是岁春夏旱,有诏请大师祈雨。中使李宪诚宣恩旨:若三日内雨足,是和上功,非过三日,关和上事。大师受制,建立道场,一日已终,及依法祈请,亦不过限,大雨丰足”。呼风唤雨的神通一般被用来渲染僧人的神秘性,但是在人们对自然现象认识尚未成熟的古代,能有这样神通的僧人,对维护王室统治和安定民心却有重要的意义。不空历经三朝,祈雨止风正可谓“上资王室,下润生灵”,必是常有之事,这是其护国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政治呼应

在君权神授的古代中国,统治者极力宣扬自己受命于天,树立其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和神圣。在这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主要依赖的是儒教思想,但也广泛利用其他宗教的理论。其中佛教在这方面也通过各种方法起着与政治相呼应的作用。肃宗收复京城后,不空上表庆贺:

窃闻惟天为大,非元圣无以顺天行诛;惟王法天,非兴王无以代天育物。伏惟陛下功超立极,道冠混元。缵尧宝图,复禹丕绩。自顷元凶已殄,残孽犹迷,陛下义待倒戈。恩先善贷,暂劳豼武,永灭豺狼。自京辈肃清楼台望幸。陛下俯从人欲,克叶天心。山川不移,园苑如旧。今銮舆既降,圣政惟新……[11]

表中为肃宗的登基制造理论,说肃宗是元圣、兴王才能平定战乱君临天下,更是把肃宗比作尧之德、禹之功,这种政治呼应正是统治者之所需。

不空更把代宗当做《王法正论经》中的仁王形象,在上代宗表中称:“昔释迦如来先有悬记,一乘典语兴在中华,当有至圣帝王必以大乘理国,八百余载。历伏帝王圣贤多矣,实未有如陛下者也。”[12]又《贺雨表》中说“精思祈天,果得应时;春泽普洽,川原滂霈,草木滋华。是知圣德动天,神应如响;一人有感,万类照苏。不胜忻悦之至。”将风雨应时都归于皇帝的圣德所感。

3.灌顶祈福

为统治者施行灌顶,既是为其个人安康着想,也是为了维护政权的安稳巩固。“密教本来就以度灾御难之法见长,息灾、增益、降伏、欢喜是其道场的四大功能。”[13]并有宫苑都巡使元琮给肃宗上表说:“度灾御难之法,不过秘密大乘。大乘之门,灌顶为最。”皇室王族及士庶百姓对此深信不疑,争相灌顶。不空一生开设法坛,诵念讲演,灌顶度人,不可详述。

早在天宝元年(742)不空在前往狮子国途中因船只未到耽误行期,在法性寺建立道场,息灾祈福,灌顶度人,数月之间,不下百次。取经归来,即在大内建立道场,为玄宗皇帝做五部灌顶,王子后宫亦当灌顶得度。不空在河西时住武威开元寺,开设坛场,“节度以下,至于一命,皆受灌顶”。至代宗朝,在大兴善寺开灌顶道场,“冀每载夏中及三长斋月,依经建立,严净花以开觉,使有识而归真。庶边境肃净,圣躬万寿。”[14]大历五年更往五台山赞修功德。是年,有彗星出,古代人认为彗星是灾祸的预兆,是王者失德的应现,不空开设法坛,“法事告终,妖星自伏。”

4、军事护佑

在军事方面进行佛教式的护佑,这是不空护国实践中最具特点的一个环节,不空为此特地传译了《毗沙门天王经》及仪轨、真言。兵刀四起是国家最大的灾难,功成身退是前方将士最大的心愿,而此经及真言,正是有这两点最大的功用,也是不空护国护家的最直接体现。天宝十二年不空应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邀请,经过玄宗的特批,前往河西前线,为战事祈福。在安史之乱过程中,不空又通过各种方法,为前线军事祈祷,为最终的平叛胜利过招。军事方面的护持实践是不空佛教护国实践的重要表现。

五、不空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的历史影响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其极强的出世性常为人所诟。在封建社会极度繁荣的李唐王朝,统治者以博大的胸怀包容所有的文化并为其所用。各种文化在相互激荡中融合发展,而决定其命运的最关键原因之一就是统治阶级是否认同。不空在唐代历经三代,奉为国师,其佛教护国的实践对佛教和国家都有很大的历史影响:

第一,不空的佛教护国思想极大的推动了唐王朝对佛教的支持。三朝皇帝皆受不空灌顶,对佛教的支持和推行可想而知。这不仅表现在广置寺院和剃度僧尼,而对佛教文化的认同是佛教得以发展的最有利因素。

第二,不空的佛教护国直接推成了密宗的中兴局面。善无畏、金刚智及其弟子一行开创密宗后,其势力发展尚有限。不空以其护国思想展开了一系列政治交往,得到了政治前所未有的支持,在五台山修建金阁寺并在天下寺院置文殊像,以及部分密宗经典在全国范围推广,形成了天下佛教密宗占半的局面。

第三,不空的佛教护国实践,改变了佛教的出世印象,使佛教成为国家和百姓在战乱年代的精神支柱,加速了佛教社会化和民间化。同时,不空的佛教护国实践昭示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佛教虽然追求个人的解脱,但它还是离不开社会,在社会中产生而且最终为社会服务。不空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强化了中国佛教入世护国的特质,悲怜众生的情怀。使佛教徒不再以个人解脱为唯一的追求,而是在不断升华自己内心修养的同时,以大乘佛教的精神,积极广泛的在现实社会中拔苦救难。

第四,对唐王朝本身来说,不空的护国实践具有维护统治的实际意义。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烽烟四起,各种势力伺机而动。不空通过宗教强调了李唐王室君权的神圣性,其随军护法也助长了军队的士气,其护国思想更是把文武将相、平民百姓紧紧团结在一起,对唐王朝的政治统治着实起了重要的维稳作用。

第五,不空的佛教护国思想清晰的描绘出了佛教理想中的世俗皇帝,从而对世俗政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仁王经》的前后两译,一方面宣扬其护国作用,而另一方面却对世俗皇帝提出了必须“以大乘理国”、“如法修行”的要求,《王法政论经》更是明确提出了“仁王”所需的具体标准,要求国王要远离“暴恶”、“恩惠赊薄”、“受邪侫言”、“不顾善法”、“不鉴是非胜之与劣”、“纵荡专行放逸”等恶劣行径[15]。

第六,不空的佛教护国实践成为中国佛教界的历史传统,并且为后世佛教护国创立了可依可循的思想理论。近代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的佛教护国思想的形成以及佛教护国实践的展开,与不空的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不空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无论是对唐王朝政治统治的扶助与劝化,还是对佛教本身尤其是密宗的发展,还是对佛教社会化、民间化的促进,以及对后世佛教护国实践的开展都有很大的历史影响。

[①](唐)不空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下,《大正藏》第8册,第840页下。
[②](唐)不空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下,《大正藏》第8册,第844页下。
[③](唐)不空译:《佛为优填王说王法政论经》,《大正藏》第14册,第798页上。
[④](唐)不空译:《佛为优填王说王法政论经》,《大正藏》第14册,第797页下。
[⑤](唐)不空译:《佛为优填王说王法政论经》,《大正藏》第14册,第798页中。
[⑥](唐)慧朗撰:《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大正藏》第50册,第712页上。
[⑦](唐)不空译:《毗沙门天王经》,《大正藏》第21册,第215页中。
[⑧](唐)不空译:《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大正藏》第21册,第224页下。
[⑨](唐)不空译:《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大正藏》第21册,第227页上。
[⑩]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58页。
[11](唐)不空撰:《贺收西京表》,《大正藏》第52册,第827页上。
[12](唐)不空撰:《谢勅置天下寺文殊院表》,《大正藏》第52册,第841页下。
[13]朗宇、清修主编《中国佛教学者文集》,吕建福著《密教论考》,宗教文化出版社,第252页。
[14](唐)不空撰:《请置灌顶道场》,《大正藏》第52册,第830页上。
[15](唐)不空译:《佛为优填王说王法政论经》,《大正藏》第14册,第840页上。

作者简介:李永斌,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宗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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