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文良举行讲座探讨日本僧侣“肉食妻带”渊源

佛教在线上海讯 2018年6月1日上午9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文良先生应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之邀，以“关于日本僧侣的肉食妻带——日本佛教‘入俗’的历史与现实”为题，在新文科大楼908室为广大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

张文良先生是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师从日本著名佛教学者木村清孝先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兼任日本印度哲学佛教学会评议员、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创价大学、日本武藏野大学、韩国金刚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佛教华严宗和日本佛教。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出版 《澄观华严思想研究》《批判佛教的批判》《日本当代佛教》《禅的历史》等多种专著和译著。

张文良先生为了方便和准确，在题目中直接挪用日语中的“肉食妻带”和“入俗”，前者指食肉娶妻，后者则是因“入俗”比“入世”更能恰当地反映日本佛教。

在解释题目之后，张文良先生首先以深受中日观众欢迎的日剧《朝5晚9 ——帅气和尚爱上我》 引入主题，谈到僧侣在日本婚恋市场受到欢迎，而他们为什么能够结婚？这是许多中国观众不能理解的问题。

日本僧侣可以结婚，这一事情的直接原因是明治5年（1872年）4月25日太政官布告133 号许可僧侣肉食妻带蓄发。其历史背景在于一方面对抗基督教的传播，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尚鸿雪爪“以不可行之法，施于不能行之人”的建言 。不过，太政官令的颁布并非出于佛教的利益，而是明治维新“废佛毁释”的需要，为抬高神道教地位，打压佛教，政府曾颁布一系列歧视性政策：寺院不许使用菊花纹章（1869）；没收寺领地（1871）；禁止托钵（1871）。太政官令的颁布也是在延续“废佛毁释”的政策。

明治初年，政府的政策受到佛教界激烈批判，1878年，政府内务省发布通告，提出肉食妻带只是政府立场，其实行与否完全由佛教各宗派自己决定。到了明治30年（1897年）前后，日本佛教各宗派几乎都接受了肉食妻带。两个契机在于：1879年，政府规定僧侣必须服兵役（四民平等）；1889年，僧侣在议会选举法中被剥夺被选举权，田中智学“僧侣夫妇论”指出夫妻是“人道之大节”“道义之根源”。这两个契机最终促成了肉食妻带的普遍化。

谈及肉食妻带，日本净土真宗建立者亲鸾（1173-1263）本人亲自结婚生子，他的宗派也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唯一一个可以娶妻的宗派。张文良先生指出亲鸾很可能受到日本天台宗建立者最澄（767-822）思想的影响，依照天台宗“大乘圆戒”思想，在家信徒与出家僧侣在戒律上没有特别的区别，最澄将此解释为“真俗一贯”。这种戒律观的渊源下产生了日本佛教的重要特征——在家菩萨与出家菩萨在佛道上完全平等。

最澄在为比睿山写的《学生式》中提出要培养弟子成为能行能言的“国宝”、为国家服务的教育理念，日本佛教不曾面对儒家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其迥异的文化生态下孕育出与中国颇为不同的佛教。此外，在佛法僧三宝之中，日本自古以来有重法而不重僧的传统，戒律在日本常常不被重视。

日本历史上不乏有天皇等贵族出身的僧侣，贵族进入正规寺院后出现了僧侣娶妻现象。此外还有“即俗放贷，蓄养妻子”的“私度僧”过着“非僧非俗”的生活，也使得正式僧侣对娶妻更宽容起来。幕府为了抑制基督教传播，1635年下令实行寺檀制度，国民必须归属某菩提寺，供养僧侣，而寺院为居民提供非基督徒证明，成为保证居民身份的机关之一，僧侣成为幕府政府基层组织的官吏，在寺檀制度下也做出了娶妻的选择。

当然，直到近代，僧侣的娶妻也是不被正式承认的，直至明治政府发布文告宣布出家者不受世俗法限制，许多宗派的僧侣娶妻才普遍化，形成日本佛教现在的状态。但是即使到今天，也有个别寺院的“清僧”坚持独身。

肉食妻带的合法化、普遍化产生了世袭制的问题，住持的子弟处于优越的僧教育环境，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深厚的佛教信仰与成为住持的愿望，而且修行动力不足。这些问题也引起了日本佛教界的关注。

本次讲座内容丰富，精彩生动，对日本僧侣的肉食妻带作了详尽诠释与科学论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视点与资料。讲座最后还有互动环节，个别师生针对讲座主题及相关内容与张文良先生进行了交流。通过讲座，同学们感受到张文良先生国际化的学术风采，对肉食妻带这一“老问题”有了新的、更为系统的认识，加深了对于日本佛教“入俗”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中日佛教交流的理解，拓宽了研究视野，收获颇丰。

本次讲座由侯冲教授主持。伍小劼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宗教学及其他专业部分硕博士研究生、其他学院部分学生参加了讲座。（2015级宗教学 崔翔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