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1878-1953），当代爱国名僧，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福建省古田县人。

圆瑛法师6岁时父母双亡。自幼聪颖，诗文过目成诵，乡人称为“神童”。18岁时考中秀才，萌生出家之念。第二年决意皈依佛门，遂至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增西上人为师，后转至雪峰寺为僧。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江苏常州天宁寺依治开法师探研禅学。五年后，又转到浙江宁波天童寺从寄禅法师修习禅定。宣统元年(1909），接任浙江鄞县接待寺住持，曾返涌泉寺开讲《护法论》，在禅林中崭露头角。从此，他辗转各名山大刹，演教弘法，法席遍于海内外。

民国三年（1914），圆瑛法师精研永明大师、莲池大师的大量著述，接受净土宗思想，自此他禅、净兼修，为其佛学理论在禅林中独树一帜打下基础。同年，他力襄寄禅法师组织“中华佛教总会”，被选为参议长。民国十七年（1928），圆瑛法师被推为刚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主席，随即率佛教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废止改寺庙为学校的《寺庙管理条例》。不久，为分担社会责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养、兼利社会”，开办各种慈善福利事业。一时间，佛教慈幼院、医院、工厂、农林场纷纷成立，佛教界面貌为之一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圆瑛法师以中国佛教会主席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并致电蒙藏院警惕敌人的分裂活动，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呼吁其教徒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民国二十三年（1934）夏，圆瑛法师再次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主席。同年秋，在江苏南京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主张用佛教教义救人、救国、救世界。同时在上海建圆明讲堂，作为他从事讲学和著述的主要地点。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圆瑛法师任浙江省宁波市天童寺住持期满回福建，接理福州市涌泉寺住持。翌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并成立佛教战时救护团、难民收容所，亲任救护团团长。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他派遣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还不辞辛苦地奔走于吉隆坡、槟榔屿、怡保和马六甲等地，在华侨中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将募到的巨款汇回国内。

民国二十八年（1939）秋，圆瑛法师回到上海。9月初，他与弟子明旸法师被日本宪兵逮捕，转解南京日本宪兵总部。敌人对他们先是严刑逼供，继又利诱劝降。师徒俩始终坚持民族气节。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将其释放。

出狱后，圆瑛于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心著述，写下《发菩提心讲义》、《劝修念佛法门》、《弥陀经要解讲义》、《楞严经纲》等大量论著。他将这些经论与前期所写的《大乘起信论》、《金刚般若》、《法华》、《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圆瑛讲演录》《住持禅宗语录》等著作，一并汇编成《圆瑛法汇》付梓刊行。期间，他仍不忘国难，曾给北京佛学院师生题赠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教徒有责。”

民国三十四年（1945），圆瑛法师在上海创立“圆明楞严专宗学院”，自任院长，培养大批高级佛学人才。民国三十六年（1947），他又到南洋讲经，弘扬佛法。回国时，中国已面临解放。时香港、新加坡等地友人劝其再度出国安度晚年。但他坚决表示：“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1952年9月，圆瑛法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同与会的佛教界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全国佛教徒团结起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会后，他回到上海，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登台讲演，衷心祷祝“国运日昌隆，人民常安乐，世界永和平”。1953年5月，圆瑛法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同年9月12日圆寂，享年76岁。国内许多报刊报道其病逝消息并深致哀悼。

1992年，古田县人民在古田极乐寺内修建了圆瑛纪念馆，馆内陈列圆瑛法师生平事迹的部分资料。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