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教授学术研究

经 历

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方立天先生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当时，他选择的方向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佛三教互动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从此以后，他便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确定以佛学为研究对象在当时并非易事。一方面，佛学在中国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他也几乎要重新学起，而佛学的典籍却浩如烟海。研究者又同时要具备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等诸多学科的知识。于是，他甚至曾经到中国佛学院进修8个月。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思想对于佛学研究并没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即使在学术界，佛学研究也是被边缘化的，“文革”期间更是被禁止。这对于一向珍惜时间的方立天先生来说的确是一件无奈的憾事。然而，本着对学术的负责，对真理的执着，方立天先生选择了佛学，也选择了困难，选择了勤奋。于是人们便看到了方立天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图书馆学习、工作的身影。

1978年，方立天先生恢复了他的研究计划之后，很快便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历时18年完成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这部文集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在初版13年后，于1995年再版，2002年三版。在个案研究领域，他专门写作了《慧远及其佛学》、《法藏》等。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上，他与师友一起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共4卷10余册，成为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国内高校最流行的佛教思想资料集。他自己撰写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得到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的高度评价，成为古籍整理的范本。

这一时期，方立天先生影响最大的著作是《佛教哲学》。这本书可以说是方立天先生为佛教现代化所做出的一个努力。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要能广泛为现代人所了解，必须用现代哲学语言加以解释。当时的佛教研究著作以佛教史居多，而介绍佛教基本思想的极少。《佛教哲学》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它对佛教哲学的基本内涵做出了准确而精要的概括。此书出版后，受到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乃至佛教界的共同推崇。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称赞说，中国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它的确成为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最广的一部佛教入门书。这部书甚至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93年被译为韩文，在韩国出版。

1978年以后的10年间，方立天先生出版专著6部，合著4部，发表论文50余篇，基于此突出成就，国务院1984年将其从讲师破格晋级为教授。

方立天先生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和《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同时还萌发了撰写在思路与体裁上与《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相似的中国佛教哲学著作的想法。“一方面，是为了深化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吸纳佛教哲学研究成果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涵。”这一成果就是后来呕心沥血15年完成的91万字的巨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部书一出版，在学术界、佛教界以及政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将中国佛教哲学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背景下，对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概括。显示了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不断融合，并产生中国佛教哲学的过程。专家评论说“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该书无论是就思想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不仅如此，这部书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上，都在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方立天笔耕不辍，发表的文字已有400多万字，论文370多篇。其中的重要著作和论文现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汇编到《方立天文集》（六卷）。成为了解方先生思想的重要作品。

学术研究

方立天在对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进行理论创造的同时，他也时刻关注时代，关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社会取得了空前进步的今天，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诸多危机。信仰与道德的失落，人文精神的贫乏，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而佛教本身有其积极入世的一面，对中国传统社会各个方面也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这便决定了宗教研究者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来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各宗教之间、宗教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佛教如何在当代社会重建价值，发挥作用，成为了方立天先生理论思想的内容之一。

方立天先生认为“宗教问题特别重要，千万不能等闲视之。”他重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并对中国宗教观进行了理论的探索，撰写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纳、总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十个创新观点。方立天先生是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首席专家，正在为推动宗教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经过“同情之默应”与“心性之体会”之后，方立天先生也在实践着自己的佛学人生。学术研究枯燥而繁琐，在完成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之后，方立天先生形容“犹如参加一场马拉松赛跑”。这不仅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更需要一种献身精神的支撑，一种对名利的淡泊，对学术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