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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形成、特性与精神底蕴

2018年12月06日 13:45:00 微信公众号: 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 点击:0

摘 要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使中国学术界和宗教界一直探讨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与中国化成果有了一个清晰准确的结论,消除了“中国佛教”这一概念中可能存在的“佛教在中国”的含义,彰显了“中国的佛教”或“中国化了的佛教”这一明确含义。通过学习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及其他系列重要讲话,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的形成、特性和精神底蕴,并在认识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同时,认识中外文明交往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全部理论与实践的总纲。表现在宗教领域,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首先必须要求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5月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于2016年4月的全国宗教会议讲话中,他再次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2016年7月,习主席在宁夏考察时说,“我国的各民族和宗教是在 5000 多年的文明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只有落地生根才能生生不息”。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说,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实践对包括宗教在内的经济、政治等十多个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然而,近年来,“去中国化”倾向在个别地区的某些宗教信仰者当中暗流涌动,宗教极端主义在一些地方兴风作浪。与此同时,中外文明交往尤其是中西文明交往不断遭遇盲目排外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思潮的干扰。在此背景下,重温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历史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化就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只有实现这种相互的融合,才能真正的落地生根,这是处理中外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确保宗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必由之路。在这方面,外来佛教如何成为“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这是对中国佛教文化渊源的揭示,也是对中国佛教文化身份的明确认定,它告诉我们,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但中国佛教却是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华大地之后同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发生融合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作为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她是多彩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结果,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习主席的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领会。本文主要根据习主席的这篇讲演,并参照他在其他场合的部分讲话,谈谈对习主席所说的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的初步认识。 

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的形成是:中外多彩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说,“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印度创造的佛教文明,中国创造的儒家文明和道家文明,正代表了东方世界三种著名的文明形态,为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园地增添了靓丽的色彩。习主席同时指出,“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因为人类的所有文明,即使流传地域不同,思想情趣有别,都是人类应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都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支撑的,所以,任何一种文明从横向来看都不是孤立的,从纵向来看都不是单向发展的。尤其是自从丝绸之路开辟以后,人类文明之间开始了大规模、深层次的相互交流。对于这种交流,习主席也给予高度的评价,就是他所说的,一方面“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另一方面,“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就是在中外尤其是中印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的。习主席说,“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从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的融合,到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往,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次文明交流互鉴,一是发生在古代的中印文明之间,二是发生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之间。习主席在讲演中说,“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此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来自印度的佛教文明与中国固有的儒道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直接相遇。2014年9月18日习主席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重要演讲中说:“佛兴西方,法流东国,讲的是中印两国人民交往史上浓墨重彩的佛教交流。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译经著说,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翻译。白马驮经,玄奘西行,将印度文化带回中国。”2017年5月14日,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说,古丝绸之路“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沿着古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儒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这是交流的魅力、互鉴的成果”。

学术界一般认为,从两汉到两宋之间,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相互争锋,在彼此冲突与互补中实现了本土化转型,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最终形成,也就是习主席所说的,“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在两宋以后,已经实现中国化转型的佛教与儒道之间则以相互融合与彼此呼应为主,并最终塑成了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结构。

中印文明的交流互鉴既是南亚、西亚、中亚和中国人共同努力的历史进程,也是文明发展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必然趋势。来自印度和西域各国的僧人对中国佛教的本土化转型基本处于默认、宽容乃至支持的态度,这与其他一些宗教,尤其是一些一神宗教在向世界各地传播过程中对待本土化的毫不让步或缺乏灵活宽容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除了外来僧人的宽容与默许之外,中国的佛教信仰者从一开始就主动对西域和印度传来的佛教采取圆融的态度,避免了死搬硬套,也就避免了停滞不前。同时中国人创造性地发展出判教的理论,协调从西域和印度传来的不同佛教派系之间的关系,使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产生的不同类型的佛教思想处于协调状态,避免了前后的冲突与正邪的对立,因为发展而产生的变化与矛盾均被化解,从而为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所以,佛教从西域、印度到中国,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和发展,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从里到外都成为中国自己的文化。

中印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印证了习主席在讲演中所阐述的文明交往观。佛教与儒道文化的融合发展既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更增强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不但使传入中国的佛教逐渐演变成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而且塑成儒释道三家圆融会通的中华文化内在发展机制。经过这次文明交流互鉴,佛教不但实现了身份转换,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而且实现了价值扩充,成为中华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

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印证了中外多彩文明交流互鉴的平等性

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说,“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所谓平等,就是“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他说,“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他还举例说他每到世界上的一个地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的体会是,“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所以他认为,“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

2014年9月,习主席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讲演中就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印度文明的尊重。他说:“对印度文明,我从小就有着浓厚兴趣。印度跌宕起伏的历史深深吸引了我,我对有关恒河文明、对有关吠陀文化、对有关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儿帝国等的历史书籍都有涉猎。”孔雀帝国以佛法治世,贵霜帝国和笈多帝国时期佛教也极为兴盛。习主席对待印度文明的态度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平等对待其他文明的心胸。

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是古代中国同西亚、南亚、中亚各国之间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这一文明交流互鉴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首先是因为中国同这些国家尤其是印度文明之间的平等相待。从中华文明一方来看,中国尽管自古就有所谓夷夏之辩,对周边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偏见,但这种辨别却同时增强了中国人对不同文化的认识与吸收,从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不断丰富。在对待外来的佛教文化方面,中国人更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尊重与欣赏的姿态热情地拥抱,虽然在早期也出现了个别儒道学者对佛教的偏见与批判,但这种偏见所激发出来的批判思维毋宁说也是一种交流互鉴的必要途径。而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态度以及总体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文化在对待外来的佛教文化方面,既没有居高临下,也没有自卑自弃。正是习主席所说的那种平等、谦虚的态度,才使中国人避免了与佛教文化之间的格格不入,才得以了解佛教文明的真谛,并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

从外来佛教一方来看,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精微、信仰体系完整的宗教文明形态,佛教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信,但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在异地他乡的文化土壤里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又必然要面对源远流长、实力雄厚的中国固有文化,尤其是占据中国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和普及民间的道家文化。在这两种强大的文化面前,外来的佛教文化也只能放下任何可能存在的傲慢,真诚地面对,平等地交流。佛教在中国特别强调要破除“我慢”与“法执”,其中也包括自我的傲慢及对佛法的过分执着。历史上,无论是西亚、中亚、东南亚、印度来华的传法僧,还是中国求法僧或弘法僧,对中国固有文化都采取了尊重、吸收、甚至妥协的态度,而对自己信奉的佛教文化则采取适当的取舍和改变,中国化的趋势也就是在这种态度下得以顺利推进。进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发生了全面而彻底的本土化转型,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这一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长达一千多年,影响了亿万民众,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

以佛教为纽带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印证了习主席所说的,“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道家文化崇尚自然,并将自然的法则运用于生命与生活的一切领域,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效法自然,所以,在面对生命时,主张生命也应该像自然一样长久,所以追求长生久视;在面对生活时,主张像自然一样自在沉静,所以倡导清心寡欲,回归自然。道家文化在治身方面体现了自己的独到之处。儒家文化以调节人伦为主,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人的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确定并完成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定位,其文化的突出特色在于治世。佛教文化主张万法唯心造,目标是明心见性,实现精神生命的升华,所以一般认为佛教以治心为主。三家文化分别在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身心关系方面显示自己的特长,而这三种关系正好体现了人的三种不同人性,即人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可见,说到底,这三种文化不过是三种人性的分别应对而已。 

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印证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包容性

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说,“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他借用中国的一句谚语,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文明的包容性及其价值进行说明,并总结出两条历史经验,其一是,“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其二是“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并将此形象的比喻为中国人常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印证了习主席所说的文明包容性。从外来的佛教一方来看,佛教一旦进入中国,就开始了与中国儒家道家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佛教根据中华文化来改变自己,不但主动取舍,而且积极靠拢,更能够大量吸收,补充自己的不足,从而实现了本土化转型。从中华文化一方来看,一方面为外来的佛教文化提供了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另一方面又为其不但发展壮大供给充足的营养,并在基本体系方面实现了包容式互补与相依性呼应,形成儒释道三教圆融一体的文化格局。补充了中国文化元素的佛教文化成为更加具有生命力的一种宗教文化,享受到了文明包容的丰厚馈赠,而包容了外来佛教文化的中华文化,正像习主席所说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文化告别了自秦以来长达四百多年的一家独尊的文化格局,开始了三教并立会通的历史,中华文明呈现出多彩画卷;与此同时,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又对中国儒道两家以深刻的影响,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华文化也从文明包容那里获得巨大的回报。

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这种相互包容的历史正是佛教中国化历史的主线。这一历史的基本轨迹,正如习主席所描述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轨迹一样,“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外来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也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引起中国人的疑惑乃至拒绝,但总体上看,尤其是从隋唐以后,中国人虚心学习,并努力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融合和创新,终于实现了佛教的本土化转型,一种全新的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形成了。在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既没有出现习主席所批评的“生搬硬套”,机械而呆板地引进外来佛教,也没有出现习主席所批评的“削足适履”,排斥和损伤中华固有的文化。正像习主席所说的,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

对于这种包容的精神,习主席还以玄奘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说:“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2014年9月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再次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这种虚心学习的精神。他说:“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学习,强调‘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正是得益于这种见贤思齐、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2015年5月,习主席陪同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一起参访玄奘当年译经的大慈恩寺,在“玄奘西行路线图”前,拿起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向莫迪总理讲述玄奘在古吉拉特邦游历求学的有关记载,表达了对玄奘孤身海外、求学佛法的赞赏。习主席希望将这种精神一直保持到现在,2014年9月他在印度的讲演中说:“我一直强调中国要做学习大国,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妄自尊大,而是要谦虚谨慎、勤奋学习,不断增益其所不能。” 

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的精神底蕴

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他还说:“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习主席提出“精神血脉”“精神支撑”“精神追求”“精神标识”等与精神相关的概念,足见他对精神的关注。

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也必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精神底蕴。习主席讲演以及其他场合的文章或讲话中提到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虚心学习的精神。习主席认为,玄奘的西行取经,就体现了“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第二,本土为基的精神。习主席说,“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可见佛教一旦进入中土,其发展演变的根基和依据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第三,创新发展的精神。习主席说,中国特色的佛教已经在印度佛教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形成独特的佛教理论”,这与他所认为的文明“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是完全一致的。第四,融合会通的精神。习主席认为,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是印度佛教“同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相互尊重中共存共荣。第五,和平友善的精神。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以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为例说明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同时认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4年4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与新疆宗教人士代表座谈时表示:“作为一种文化,我很注意看宗教方面的著作,宗教在劝人向善方面有很多智慧,有很多有益的阐述。”这里所说的宗教当然也包括佛教。习主席2014年9月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引用莫迪总理曾经对他说的“两个身体,一种精神”,认为这话“道出了中印两大文明和平向善的共同本质和心灵相通的内在联系”。2015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在西安参观大慈恩寺时说:“玄奘法师回国后,就在这座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大慈恩寺是中印悠久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今天,我们共同参观大慈恩寺,回顾中印两大文明交流互鉴、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就是要推动两国友好交流,为中印关系发展增添新的活力。”第六,广泛渗透的精神。习主席认为,“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也是如此,它“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第七,传播分享的精神。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说,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不但发展了印度的佛教,“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第八,时刻摄念的精神。2013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参加江苏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伸手必被捉。”“时时警戒自己,方能‘面壁成佛’”。第九,愿力成就的精神。2014年9月16日习主席在斯里兰卡《每日新闻》报发表题为《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的署名文章中说:“佛学里常说,凡事基于‘心愿’,‘心愿’越大,力量就越大。”第十,广结善缘的精神。习主席在谈及中国与韩国、日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关系时,都追溯到佛教的缘分。如2014年7月4日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了演讲时说:“回顾历史,中韩友好佳话俯拾即是。从东渡求仙来到济州岛的徐福,到金身坐化九华山的新罗王子金乔觉,……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相扶相济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斯里兰卡发表的文章中说,“中国和斯里兰卡有高僧法显开启的千年佛缘”。2015年4月21日在巴基斯坦议会演讲时说:“早在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就在我们两个古老文明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中国汉代使节张骞、东晋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的足迹都曾经到过这里。”2015年5月23日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还特别强调,要让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的精神底蕴鲜活起来。他举例说:“1987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20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进一步来讲,在“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本文选自《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李永斌,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李利安,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佛教研究所所长、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陕西省宗教工作专家、陕西省统一战线智库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汉地观音信仰研究”课题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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