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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班多杰:智悲双运 饶益后生—纪念方立天教授

2014年07月31日 14:47:00 中国民族报 点击:0

开启学术心智  

我接触藏传佛教的时间比较早,1977年由青海民族学院温存智老师介绍,有幸认识了藏传佛教高僧法尊法师和观空法师,师从两位法师学习藏传佛教基础知识。当时观空法师跟我提到方老师时说:“方立天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他(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佛学院学习过1年,当时我在那里当教师,他经常和我们讨论问题,非常聪明,肯动脑子,学得很好。以后就一直没见到过他。至于对佛教的看法和观点,当然我们不会完全一样,他毕竟不是出家人嘛。”当我知道方老师是研究佛教的学者后,就一直想认识他,拜他为师,但总是遇不到合适的人将我介绍给方老师。

俗话讲:“有缘千里来相会”,方老师与我似乎天生有缘。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机缘真的来了。1980年,我所在的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政治系哲学教研室调来了一位讲授自然辩证法的樊老师。一次闲聊中,当他听说我在学习藏传佛教时,非常惊喜地说:“你研究藏传佛教,这很好!符合你的身份和专业,我给你介绍一位好老师——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立天,他是我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班同学。当时他学习非常刻苦,常常泡在图书馆。毕业后分配到人民大学哲学系当老师,后来他就专门研究佛教了,成就很大。”听完樊老师的话,我真是兴奋不已,急切地说:“方立天老师是我心仪已久的佛学专家,我早就想拜他为师,可惜没人引荐我啊!今天可真是找到了‘媒人’,什么时候能带我去拜见方老师呢?”樊老师说:“就最近几天吧!等我跟他联系好了再说。” 

1981年6月的一天,樊老师打电话告诉我已经跟方老师联系好了,要我们第二天过去。当时方老师住在人民大学东门靠东边的一座筒子楼的一层。见到师母郑老师,她说:“老方在图书馆看书,你们到那儿去找他吧。”当我们赶到图书馆时,方老师正在图书馆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写作。樊老师向方老师介绍了我,并说希望能收下我,好好培养。

方老师问了我的大概情况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对于佛教的学习和研究,要注意3个问题:首先,要厘清佛教重要概念及基本理论的本来含义;其次,要把你所研究的佛教重要资料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也就是说,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表述佛教的内容,惟其如此,方能通其义而得其髓,读者也才能看懂;再次,对你自己所引用的佛教资料中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思想,要用现代哲学的理论和概念进行概括和分析,比如,佛教的基本概念‘性空’用现代哲学来分析就叫做‘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对佛教体系中所包含的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要进行认真总结。你研究藏传佛教,道理也是一样的,同样要做好以上3个方面的工作。”我说自己一般是首先解读藏传佛教的藏文资料,之后将其中所引用的资料翻译成汉文,再对其进行分析、梳理,写成论文。对此,方老师说:“藏文资料由藏译汉时力求做到精准而简约、简约而渊通,也就是说,要用现代汉语直接表达古代藏族高僧的思想。这样便省去了由藏译汉的资料再做一次语体文翻译的环节。”这番话的意思,概括起来讲就是用现代学术语言对佛学原文作准确的诠释、解读。用现代学术的视角对佛教哲学内涵作深度的梳理、贯通。它犹如一股喷发出来的清泉,开启了我的学术心智。事情已经过去整30年了,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时的教诲依旧记忆犹新。

学术道路上的领路人  

此后,我一直密切关注着方老师的学术成果。1982年,方老师的成名作《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由中华书局刚出版,我就买了一本。年末,在云南昆明举办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学术研讨会上,我又见到了方老师。短短一周时间里,我向方老师请教了许多佛教的历史与理论问题。对于每个问题,方老师的解答都是辨明析理、提要钩玄,由浅入深、深入浅出。那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对我产生了醍醐灌顶、豁然开悟之功效。也就是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方老师将我提交的论文《试论宗喀巴的佛教哲学思想》推荐给了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的副主编雷镇阊先生,希望能刊发。

返京的火车上,我与方老师和北京大学的许抗生老师在同一节车厢,朝夕相处了三天三夜——这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当时,方老师正在读张岱年先生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方老师对我们说:“张先生的这本书是他不到30岁时完成的,是从哲学问题入手,研究中国哲学的学术名著,你们有时间好好学一学。张先生经常教导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典文献,重要的要把它翻译成现代汉文,也就是说要用现代的哲学语言来阐释。尤其是对佛教的经典文献更是需要这样做。在用现代哲学语言表述时,每个重要的概念、名言以及理论你都绕不过去,必须一个一个地把它解读下来。碰到不懂的,就逼着你去或查找资料,或请教别人,以求得解决。否则,无法往下继续解读。这样硬着头皮将一篇佛教经典文献读懂了,搞通了,再读别的文献,就好办了。”这番教诲,让我对方老师研究佛教的方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1983年,方老师出版了解读中国佛教经典的著作——《华严金狮子章校释》,这部校释在吸收前人资料的基础上,用现代学术语言对原文作了简要准确的注释,同时从现代哲学的高度对其思想源流作了论评,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的高度评价,成为古籍整理的范本。当时方老师将此书赠与我并附上亲笔签名。随后他问道:“去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你是否有?”我说:“大作刚出版我就买到了。”当时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研读了这两本书,也正是这两本书,无论是从对佛教概念的现代语体文解释到对佛教理论的现代学术诠释,还是从对佛教理论的分析概括到佛教中国化的勾勒和揭示,都对我以后的治学和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从学习阶段转入边学习边研究阶段。记得我的第二篇论文是《萨迦派的佛教哲学思想》。当我将这些稚嫩的习作送到方老师手中时,他毫不嫌弃,认真修改,亲自指点,这大大提升了我的理论概括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我知道方老师非常忙,实在是不忍打扰他。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些文章究竟怎么样,我确实心里没底,就像一个人在黑夜里前行,需要有人指路一样,否则,也许会南辕北辙,最后也许会效阮籍穷途之哭。方老师看了我的文章后,首先是鼓励,优点讲够;其次是不足之处,缺点讲透。

也就是在这两次点评我的文章过程中,方老师讲到了中国佛教本土化的问题。方老师说:“不管是中原汉地的佛教,还是西藏的藏传佛教,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理清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相同的地方或者相联系的方面,因为毕竟汉地佛教与西藏佛教的源头都在印度佛教中。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不同点或者差别性,因为中国佛教是在不同于印度国情的中国条件下传播、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方老师还说:“总之,中国的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有重要的区别,但同时又有割不断的联系。如果辨不清这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对立统一关系,眉毛胡子一把抓地研究一番,研究出来的成果算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成果呢,还是算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成果?恐怕自己也难以搞清。”

方老师虽然专攻中国佛教史,但他出入于印中佛教,耘耔于中西思想几十年,然后返求于中国佛教史。因此,他认为,中国佛教的共相和殊相是一个“理一分殊”的问题。也就是说,必须把中国佛教的普遍性与它的地域特征结合起来,才能打造出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史。在这一点上,方老师对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理解独具慧眼、别有洞天。方老师认为,这是由中国佛教的研究对象、根本任务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他的这一谆谆教诲,也成了我研究藏传佛教的基本立场。

通过这样的几次指导后,我深感自己的研究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对研究藏传佛教的理论方法有所掌握,写作能力也有所提高,由此我研究藏传佛教的信心也就大大增强了。

接着,我一鼓作气写成了我的第一本著作《藏传佛教思想史纲》。1992年4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此书。当我将这个习作送到方老师手上时,他非常欣慰。过了一段时间后,方老师跟我说:“本来我可以给你写一篇书评,但我现在非常忙,腾不出手来,你可请熟悉藏传佛教的同志写一篇,我给你推荐到《光明日报》发表。”听到方老师的这番话后,我异常兴奋,这说明方老师肯定了我的这本处女作。后来,著名藏学家黄颢先生和藏学新秀诺布旺丹同志为拙作撰写了书评,并由方老师推荐到《光明日报》发表。这本书在学术界广受好评,1993年被国家民委评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也成为我研究藏传佛教的奠基之作。这些都说明方老师在我研究藏传佛教的学术道路上起了关键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的藏传佛教研究在资料积累、理论准备、文字表述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陆续在《哲学研究》发表了数篇关于藏传佛教哲学的专题论文。方老师见到我的这些学术成果后很高兴,常常鼓励我说:“你的文章我都看了,写得不错,希望你能再接再厉,循序渐进,积少成多,切勿贪大求全,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这一时期,我的藏传佛教研究进入了专题研究阶段,每当碰到一些解不开的难题,就经常向方老师请教。方老师每每提醒我:“对佛教思想要做同情的理解,理性的分析,切忌主观武断、教条死板和简单化批判的研究方法。比如要研究宗喀巴大师的佛教思想,首先要搞清楚其理论框架、思想脉络、名词概念的本来意思,然后再对其进行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就是列宁的所谓‘观察的客观性’、海德格尔的‘回到事情本身’,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方老师的这些教诲对我启发颇深,我在研究藏传佛教重要人物的思想时,首先反复解读他们的藏文原典,遇到一些不懂的重要问题时,就会寻找各种机会,向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请教,以便达到解疑释难的目的。如我在研究萨迦派著名学者俄钦·贡确龙智专论其道果法的著作《道果正行教授三续分善妙庄严论》时,首先反复地解读其原著,碰到的疑难问题摘录下来,然后再找机会向萨迦派高僧大德们请教。1998年,我到拉萨时,为了请教其中的疑难问题,专程赴萨迦寺向该寺龙珠堪布请教萨迦派道果法中的疑难问题。还向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寺堪布贡噶桑布请教了道果法中的许多细节问题,他较为系统地向我讲述了《道果正行教授三续分善妙庄严论》一书。在北京,我还向萨迦寺寺管会主任端玉堪布、副主任贡确嘉措法师等请教了萨迦派道果法的具体内容、基本框架、主要特点、理论来源等。这样,我系统研读了萨迦派道果法的基本经典,并在对其解疑释难的基础上,写成了“道果法”的数篇论文。

我在研究藏传佛教其他宗派教义时,也采取了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速度很慢,并且很费功夫,但只要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收获也是很大的,并将终生受益,而且还会对研究其他宗派的思想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现在,我还是在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得益于方老师。当年方老师对于魏晋南北朝佛教重要人物的分析和解读,就是采取了类似的办法。首先,解读他们的原始文本;其次,将其中的重要资料翻译为现代汉语,也就是说,以现代汉语表达古人的思想;然后,再分析其思想,总结其观点,勾勒其框架。我觉得对研究佛教的学人来讲,方老师采用的这个方法具有普遍性。对我来讲,这种方法可以说是研究佛教思想的一把金钥匙,带我开启了佛学哲学堂奥之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与中央民族学院佟德富老师合作写过两篇关于汉藏佛教比较的文章,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青海社会科学》杂志上。有一次在和方老师交谈时,他说:“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作比较研究非常有意义,可以分析各自传入的不同背景,总结各自的不同特点,从其中勾勒出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融合的内在联系与规律性来。” 方老师还说:“中国的这两大佛教最终应该打通,以便形成互动互补、相得益彰的格局。”寥寥数语对我启发很深,我对方老师说:“汉藏佛教比较研究,横跨两大佛教系统,还要旁及印度佛教和两地的传统思想,怕我的功力不够。”方老师说:“其功有渐,积久贯通。只要坚持不懈,方法对头,定能做到。”我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两大佛教做了纵向和横向的深度比较。其中的第一篇论文,我拿给方老师修改,方老师在百忙中做了认真的修订,其中很多修改意见有画龙点睛之功效,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上。近来我又写成了汉藏佛教比较的第二篇论文,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此文主要是从两地传统思想与佛教思想之对立统一、互动融合的向度来分析两地佛教的异同,从而总结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互动与融合的内在联系与规律性,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内涵,而且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我的这些想法、观点和学术成果,都源自于方老师的学术启迪。

“菩萨念众生,爱之彻骨髓,恒时欲利益,犹如一子故”  

长期以来,方老师不仅在学术上对我耳提面命,提携帮助,而且在生活上对我也倍加关照。初识方老师的时候,方老师和师母郑品安老师就非常关心我的个人问题,经常说到:“你这个藏族小伙子应该在北京找个对象,安个家,这样做学问和做研究就有了坚强的后盾,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作为藏族,当然找个藏族爱人是最好的,但北京藏族人太少,找个合适的很难。其实找个汉族或其他民族,也是完全可以的,你已经完全适应了内地的生活习惯,找对象主要是人品好,能志同道合,支持你的事业就行了。”1983年初,我结婚成家,当我带着妻子给方老师和师母送喜糖时,方老师和师母都非常高兴。我结婚10年才有孩子,方老师和师母又经常关心我孩子的学习情况。2011年,我儿子考上大学后,他们也非常高兴。每次碰到,方老师都悉心询问我儿子的学习情况以及今后选择的专业方向等,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2011年3月,方老师和我们一行人到南京大学参加教育部的重大课题评审会。正当会议结束时,我突然接到老家弟弟的电话,说我哥哥突发脑梗,现处在病危状态,要我立即返家。方老师得知这一情况后,首先要我不要急,不要紧张。从南京出发回青海老家时,方老师又一次叮嘱我,不要过分紧张,不要过度忧虑,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平静。当时,我的心情已经平静不少,我对方老师说:“我已做了最坏的准备,您的安慰让我的心情舒缓了许多,请您放心吧。”当车开出1个小时后,方老师又放心不下,给我打来电话,再一次的安慰我,一定要平静,要保重。此时此刻,我哽咽了,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只感觉两行热泪模糊了视线,以至于泣不成声。

佛教是讲因缘的,由于千因万缘,我与方老师相遇、相识、相交30多年,深感方老师学问渊博,深思明辨,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每次我因遇到学术上的难题求教他时,他总是亲切待之,尽心应之,提携有加。或有写的文章请他指点时,见其有一善可称道者,便奖掖之,绍介之,务使其见用于世。有时候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歉疚地说:“这次又耽误了您不少时间,实在是不好意思。”他总是说:“年轻人不容易,这算不了啥!”他讲话,不管是讲课、即席讲话还是聊天,精准简约,独到新颖,不落俗套,幽默风趣,启人慧思。对此,我问方老师:“您的发言和文章每每都有新意,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他谦虚地说:“现在约稿多了,即席发言的机会也多了,做到每篇文章、每次发言都有新意,这很难。但难也得做,这就得多看书、多思考。我们的文章总得写点别人没写过的意思,我们的发言总得说一些别人没说过的话。”这说明方老师对自己学术上的要求达到了精益求精的境地。大家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方老师的性格“既温然和平,又严毅庄重”,既有儒者风范,又有佛家气象,总是保持着一以贯之的进取与超然不二的心境。用我们藏族的一句民谚说,即“觉悟等齐于佛,行为随顺于人”。这也是方老师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取得如此辉煌学术成就的原因。

这些年来,方老师一方面用智慧之光观照我,另一方面用慈悲之情关怀我,使我在人生的无涯学海中登堂入室、学有所长、立身有道。如果30多年前没有机缘得遇方老师,未能有幸聆听方老师的谆谆教诲,也许我现在还在人生的航行中追寻不到航标的灯塔,以至于在迷茫中无所适从。得遇方老师,乃是我人生之幸;能聆听方老师的教诲,乃是我学术之幸。我虽不是方老师的学生,但我从方老师处获得的教益、收获又远非其一般的学生所能企及。《大乘庄严经论》中说:“菩萨念众生,爱之彻骨髓,恒时欲利益,犹如一子故”。方老师对后辈的恩惠,正如此论所言。(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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