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空无住破名色 慈悲行愿证菩提——史全超

——评齐鲁书社江味农著《金刚经讲义》出版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或又名《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是佛教史上一部极为著名、意义深远的纲要性经典。该经典文字简练，仅三十二品五千余字，然而内容广泛、义理丰富、阐释深刻，将大乘佛教极力主张的性空无住、实相涅槃、方便善巧以及愿行并举的菩萨道等主要思想囊括其中，被誉为“经中之王”。

《金刚经》入华后，因其“空义”而阐发般若的基本义理，为历代所重视，备受僧俗两序大众礼待，围绕其注疏者众多（唐初时有800家注说法），流传至今依然有数十种之多。2013年5月，由齐鲁书社出版的江味农著、一苇整理之《金刚经讲义》（以下简称《讲义》）业已上市，引发注疏《金刚经》的新思考。齐鲁书社版《金刚经讲义》是民国时期著名佛学居士江味农之遗著，并经当时蒋维乔、范古农等佛学大家的整理、校对，成为近代以来研究《金刚经》最为齐全的注疏代表作之一。

江味农在注疏《金刚经讲义》时，采用敦煌石窟唐代柳公权所书刻经为底本，并相继参校诸如姚秦僧肇《金刚经注》、隋天台智者《金刚经智者疏》、唐宗密《金刚经疏论纂要》等历代大师著述，融诸家思想之精粹论理于该《讲义》之中。笔者在拜读此著后，深感《讲义》确系转精之著，造兴之作。故兹举该著出版所彰显的独特新意与重要价值：

首先，实现了“明心见性”与“湛然清净”的圆融。

《金刚经》一开始，佛弟子须菩提便问佛曰：“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全经也由此问而敷演开来。经中弟子的频频请益，佛陀的谆谆回应，勾勒出一幅庄严而温馨的图画。一问一答中激荡着远古圣贤的超俗智慧，一字一句中洋溢着千秋相垂的济世慈情。佛教讲，菩提、智慧、觉悟就是众生的本心，也就是众生的心的本质。众生都流淌着一颗心性合一、心境合一、体用合一的清净之心，一颗无垢无染、无贪无嗔、无痴无恼、无怨无忧、无系无缚的宁静妙心，一颗空灵自在、湛寂明澈、圆融无住的崇敬之心。江味农在《金刚经讲义》中写道：“心是灵明觉照之体，在用上分真妄染净。今依菩提而发，显见是真是净，非妄染也。”“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讲义》由此深刻展现了佛教对于“明心见性”的感悟和探求，处处渗透着佛陀揭示“湛然清净”之心的真谛。

其次，贯通了“扫相破执”与“般若五观”的互摄。

《讲义》主要围绕《金刚经》中的般若思想而阐发思考和诠释。它认为事物依“因缘”而聚合离散，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加之“实相与执著”的阻碍而迷离自性，无法自净本性，便无法获得自在与解脱。《金刚经》所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都是人们对于世俗认识及其面对一切的虚幻不实。《讲义》对此解释道“性体空寂，故曰第一义空。此义，是名般若纲要，在于破我除执。必须我法俱遣，情执尽空。” 这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般若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扫相破执”才能真正把握佛教真理，获得般若智（般若智包含了五种，即所谓实相般若、境界般若、文字般若、方便般若与眷属般若，分别对应着人自身所固有的五种迷惘），进而达到解脱境地。《讲义》进一步强调“佛说般若，在令一切妄想执著之众生，开其理体本具之正智，以明其无明，觉其不觉。俾无相无不相之实相，空不空之如来藏”，旗帜鲜明地贯通了“扫相破执”消除迷惘与获得“般若五观”之间的互摄与和合。

第三，建构了“愿行并举”与“悲智双运”的连接。

佛教中讲“悲能救度无边众生，智则证悟无上菩提。”这种既运用悲又运用智的救世策略在佛教中称作“悲智双运”，至今依然在佛教实践体系中具有主导性的地位。《金刚经》中说：“我应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此所谓菩萨修行济世理论。《讲义》中高度概含了这一理论：一方面，菩萨通过修般若波罗蜜及其他五行，上求无上菩提，证悟性空假有诸相非相之理；另一方面，又以慈悲喜舍的精神，下度无边众生，共趋涅槃解脱境界。这一理论与大乘佛教性相、空有、理事、无住与方便、出世与入世等既趣味相通又圆融统一。大乘佛教的理论体系就是在此悲智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性相、空有、理事、福慧、急缓以及无住与方便、入世与出世等多重关系中敷衍开来的。“悲智双运”不但与这种理论架构完全契合，而且正是这种理论架构之核心的集中反映。《讲义》中提倡的“愿行并举”的为人处世之理念，深深地建构起与“悲智双运”之间的紧密连接。

第四，映衬了佛教“圆融无碍”与“中国化”的契合。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化中国的过程当中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自隋唐以降，并与儒家、道家共同构筑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根基。佛教的中国化之路，最为显著的特色在于其圆融无碍、融摄吸收。佛教在保留其印度佛教的基本义理的基础下与中国固有的儒道文化调和相融、激扬交织，形成了极具中华民族性格的民族宗教，此所谓“禅、律不相谋，宗、教不相为”“无法不收，无机不被”。

范古农在序中写道：“江老居士《金刚经讲义》之殊胜渊博也。讲义发挥般若要旨，既详且尽，又复旁通诸大乘经。其指导学者观照法门，不第禅宗之向上，净宗之一心，皆有所阐发而已。”可见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形成，各宗派对《金刚经》崇奉有加。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法相宗等竟相习诵，并按照本门宗义予之阐发。例如，天台宗以佛性论注解经文，华严宗用真如缘起论解释经文，法相宗倡“万法唯识”的观点论述经文，禅宗更以之为传法心印，创立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助为本，妙者为用”的宗纲。这些都对佛教中国化的圆融之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中国佛教大乘经典之一的《金刚经》，其博大思想内涵包容了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的相融共进及佛教各宗派之间的调和会通，映衬了佛教“圆融无碍”与“中国化”的契合。

第五，演绎了居士佛学与传统佛教的激荡思潮。

中国佛教有着强调觉悟和自力本愿的传统，加之僧伽文化素质的退化和低劣，一系列原因致使居士佛学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居士佛学一方面倡印佛教经籍，兴办佛教教育，创设居士佛学之道场；另一方面，又集合儒、道、佛及西方哲学思想来阐发佛学奥义，寻求救世之道。《金刚经讲义》便是诞生于这一时期的居士佛学典著。《金刚经讲义》的著者江味农居士，后继整理校订者蒋维乔、范古农、周清圆等居士也是近代居士佛学的代表性人物。近代居士佛学强调佛教要入世、“济世”，以佛学之深理来启智民众、救世图强。讲义中不时将佛学义理、习诵功德与人现实结合在一起，极力主张启智慧淘垢离尘，用六度救化社会，以佛教伦理道德净化人心, 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最终实现人身的解脱与社会责任的圆满。

除了上述所说的五大特点之外，诚如整理者一苇先生后记中所言的“为便于今人阅读，做了如下整理：一、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二、根据今日的阅读习惯重新划分段落，但仍保留原有段落标志。三、使用现代标点，但照顾到书中常有引文和注疏文字难以区分的情况，全书不用引号。四、对个别可以确认的讹误做了订正。” 本书的整理与出版凝聚着细致入微的安排与辛勤汗水的付出。

江味农先生所著《金刚经讲义》没有采用通行《金刚经》两周问答的方式，而是依据历史古注与敦煌写本的原貌。本书洋洋四十万言，旁征博引，文风朴实，观点明确，重点突出，讲解极为详尽，自刊印后，影响流传至今。通过阅读和思考本著，对于认知和理解大乘佛教的思想脉络、梳理和把握中国佛教的发展轨迹以及更加直观而深刻感悟佛教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圆融清净、空灵自在之内在特质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